<center>(1950年9月10日)</center>
<center>一</center>
这次会议，在总署直接领导之下，经过13天的时间，已经胜利地闭幕了。这次会议，听取了总处的工作报告和阅读了各区总分店的书面报告，初步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经验，检讨了工作的优缺点，在交流经验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会议中对于国营出版事业今后的工作任务及专业化的方针和实施步骤等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且作出了各项方针的决议，为今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
一年以来，作为人民出版事业的主力军和领导者的新华书店的工作，有了巨大的发展。去年8月底止，全国分、支店是735处，工作人员是8123人，到今年6月底止，分支店增加到1039处，工作人员增加到12002人；我们的出版工作，1950年上半年，仅就总处和各总分店的统计材料，就出版了1188种书，排6224．7万字，印行4078．7万册。其中中小学教科书占2976万册，各种期刊占276万册。从这中间也可以看出一般图书的出版最低占五分之一，这是很不够的。
我们的出版物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而且在质量上也提高了。一般说来，已能较多地表现出对人民负责的严肃态度，由于重视校对工作，各地出版书刊的错误也比较减少，版本格式也逐渐趋于统一。总处定期印发的《出版情况概略通报》，帮助各地了解出版情况，也减少了出版上的盲目性和重复浪费现象。
在逐步实行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工作中已提供不少值得重视的经验。为要做好统一工作，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包括干部）有充分的准备，必须掌握各地的具体情况，定出不同的实施步骤；在执行统一之前，必须彻底清点存货，整理帐目；已经统一的地区，要实行统筹统支，明确规定任务，来巩固统一。这些经验。对今后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希望同志们能根据这些经验，把还没有统一的地区，如期完成统一工作。
从各地报告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发行工作，由于同志们坚持“以城市工作为重点，继续深入农村”这一正确的方针，不管在城市(如下工厂的流动队)或是在农村(如小型图书室、文化棚等)都有了不少成绩，并且出现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方式。随军书店继续供应了广大部队指战员的需要。国际书店的建立与发展，发行了大批苏联版书刊报纸。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同时也证明了去年出版工作会议通过，经出版总署批准的《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的正确性。这一决定经过全店同志的努力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在我们的工作中出现了新的面貌，为今后进一步的分工和专业化创造了条件。
<center>二</center>
在这次会议上，听了乔木同志及胡署长的重要报告，并经过了全体代表的学习和反复讨论，后来又有李维汉同志给我们报告的启示，全体代表对于各项基本问题都已获得了一致的认识。在这种思想认识的一致性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全国新华书店统一分工和专业化，建立人民出版社，关于三个专业部门的相互关系，关于新华书店工作，关于新华印刷厂工作和关于调整公私关系问题的建议和决议。这些建议和决议，在经过出版总署批准后，即将成为我们全店同志的行动纲领。可以预料，我们的工作，和整个人民出版事业将因此而获得更重大的发展。至于有些具体方案；虽然因时间短促，未及详细讨论和拟订，只要有了正确的纲领，也就容易解决了。好在这些具体方案，大会已推定了13人组织委员会来研究起草，在最短期间亦可得到解决。
这次会议，所解决的主要问题，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关于国营出版事业的性质和任务问题。这个问题，在胡署长的报告中，已经有了很透彻的说明。胡署长指出，我们新华书店及今后将由新华书店中分化出来的专营出版、印刷发行的机构，“已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的、永久性的出版、印刷、发行机构了。”“既然作为国营企业，它的性质是确定了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本来新华书店历史上，就是担负了国家书店任务的，不过以前没有统一的中央人民政府，只好由党来领导，现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一切党的政策方针都要经过政府来实现。新华书店成为国家企业的性质也就更为明确了。成为国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出版事业，就应该领导其他公营、公私合营、私营同业来共同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因此，就必须对其他公营、公私合营、私营同业采取紧密联系团结的方针，克服狭隘的关门主义和迁就落后的偏向。我们既然要领导别人一同前进，也就要保持我们一定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来使我们自己的工作，能最有效的服务于广大人民，并使我们能帮助私营出版业进行必要的改造。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必须首先改造自己的旧的工作方式，使我们的工作更科学、更合理、更适合实际情况，因此，就要把发行和出版加以分工，出版要专业化，发行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系统。只有实行这样的改革，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具备国营企业化所应有规模和担负起应有的任务。
新华书店对其他公营出版业和发行机构也应很好的团结合作，并且要与党委、军队政治部系统，邮政、铁道系统建立密切的联系。要组织一切社会的发行力量，做好书刊的供应工作。
第二，扩大发行书刊的种类。新华书店过去有很长时间只卖本版书，或者很少代售外版书刊，这一方面由于在战争情况中，要我们集中一切力量供应战时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农村环境中，读者的对象，比较单纯，读者的需要也不同。今天我们已经成为全国规模的国营书店了，面对着城市与农村的各个阶级、阶层的读者，面对着在国家建设事业展开中日益复杂化的各种需求，那就应该在我们的发行工作中，体现政府的组织性质与领导性质，团结和争取各种水平的读者，扩大与群众的联系，也就是说，出售更多的书刊，要更广泛的供应各种水平读者的需要，供应人民文化生活上的各种要求。当然我们也不是不分轻重，无限止的放宽尺度，关于这点，乔木同志和李维汉同志的报告中，我们也可以得到更多的体会。凡是一切为人民需要，政治上不违背共同纲领的书籍，不论其出版者为公营还是私营，一律可予代售，其优良读物，并应负起推销的主要任务。这是“一视同仁”。
但另一方面，什么书对读者是最需要的，什么书是次要的，什么书对读者虽无益也无害，对这些，我们就要“有所不同”。
第三，出版、印刷、发行三部门分工后的组织机构问题：
一、出版部门，必须走向专业化。因此，决定将原属新华书店总处的出版部独立起来，增设编辑部门，成为直属于出版总署的中央人民出版社，以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译著、政府和党的政策文件，政治时事读物为专业方向，目前由于其他专业出版社尚未普遍建立，暂时还要出版大量通俗读物，并适当地出版其他各类书刊。地方人民出版社，即以各区总分店原有的编辑、出版部门为基础组成，它的主要任务为出版地方性的书刊。地方出版社受当地出版行政机关和中央人民出版社的双重领导(或一方指导)。应大量组织稿件，以增加有益于人民的出版物。
二、印刷部门以原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的厂务部为基础建立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直接管理京津两地的印厂。各地方的印刷厂亦应从书店分开，成为独立的企业(各地实行的步骤先后可按具体情况另行决定)，如一时条件还有困难，可变通办理，或者与当地人民出版社暂时合一合，或者领导人兼一兼。但印厂必须进行独立经济核算。书店一般不能再管工厂。
三、发行部门必须成为全国的统一的系统，才能更好地完成人民文化食粮的流通任务，因此决定从1951年起，新华书店应改组为专营发行的企业机构。为了简化发行层次，现有的四级制须逐渐改变为三级制，即中央、省、县三级，但由于目前条件还没有成熟，现有的各总分店仍然要在相当时期内继续存在。总店和总分店的组织应按照实际业务性质分设各部门，并在具体工作中逐步改进。关于分支店的建立，除新区需要适当发展外，一般应以整顿巩固为主，增设为辅。不宜于增设的，不一定自己来，尽可能组织私营书店，其他各种专门的发行机构，如国际书店，随军书店必须继续加强，并应开始筹设海外供应机构和对国内各民族的供应机构。
第四，出版、印刷、发行分工专业化后，三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乔木同志说过，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关系，所谓，“明算账”就是每个单位都有其企业的独立性，必须按严格的科学管理、经济核算的要求办事，不能因为是“亲兄弟”就可以马马虎虎，使得人民的财产遭受浪费和损失。所谓“亲兄弟”，就是说：我们的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是特别密切的，是应该紧密配合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发展人民出版事业而努力。要把关系保持好，那就必须在统一的领导机关——出版总署或者地方出版行政机关的全盘计划下来制订自己的计划，根据这些计划订立长期的或者临时的合同关系，双方保证完成任务。为了保证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能够密切配合，所以这次会议特别建议总署发出指示规定了几项原则，这几项原则，批准后应该作为今后三个部门共同遵守的纲领。
第五，调整公私关系，为我们这次会议极重要的议题之一。同志们对这个问题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且作出了详尽的决议，这是一件大事，不仅使今后各级书店，中央和地方的人民出版社和印刷厂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有所遵循，而且也是开好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如何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具体执行调整公私关系的政策，在决议中都有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我只想着重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之所以要调整公私关系，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为了救济私营出版业。救济观点是消极的，主要的是应该采取争取团结他们一道为人民出版事业工作的积极方针。但为了能够实现这个方针，徒说空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定要主动的、积极的、适当的帮助他们解决目前的困难，在合作中并要让他们获得合理的利润。正如昨天李维汉部长说的：“私营是承认和拥护国营领导的，国营也有力量领导，但领导者要使被领导者有所获得，政治上他们是跟我们走了，但如果在物质上没有给他们以适当的利益，也就难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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