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1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4年初，得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推行普及教育运动，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我报名投考，有幸成为10个工读生之一。1935年春我参加革命，成为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简称“中青”）的一员，并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建立教师工作委员会（简称“教委”），我参加了教委的领导工作，从此在抗日救亡、民主革命斗争中与林汉达等民进领导人建立起密切交往。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民进成立上海市委会，因工作需要，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我加入民进，并协助发展一批教育界的人士加入了民进。
从1949年加入民进到现在，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我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连续担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六届政协教育组副组长，政协第七届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与民进的政协委员们一起参政议政，共同为中国教育的发展献策出力，参与了教育界的许多法案的研究、起草、撰稿与制定，回想起我与民进一起走过的峥嵘岁月，思绪万千，一件件令我终生难忘的往事浮现眼前。
为普及义务教育呼吁
中国的教育在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受到极大破坏。如何搞好普及教育，陶行知早就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民进是以教育文化出版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参政党，因此历来对教育普及问题极为关注。作为政协委员，我们认识到：普及教育对国家来说是基本国策，立国之本；对人民群众来说，犹如“基本口粮”，不是可有可无的。教育的周期很长，应该及早下定决心抓好，国家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抓普及教育。
所以，在1980年11月12日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我和155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行普及教育以利四化建设》的提案。提案人主要有当时民进的领导人周建人、叶圣陶、赵朴初、吴贻芳、柯灵、葛志成、雷洁琼和我，还有其他各民主党派人士，如胡愈之、钱伟长、罗琼、费孝通、张友渔、胡克实、刘季平、钱昌照、黄鼎臣、胡子昂、王光美、邓六金等。提案的理由是：我国要建成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积极推行普及教育。这是由于：一、从经济上看，四化建设要靠高级科学技术人才，同时也必须有大量有文化技术的适应掌握现代生产手段的劳动者。二、从政治上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国家法律制度的实现，以至官僚主义的根治，都和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关。因此必须普及教育。三、从社会上看，只有人民教育普及，文化水平提高，才能真正树立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铲除封建残余，抵制腐朽思想，加强社会主义安定团结。正如列宁所说：“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的。”
提案肯定了建国30年来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也指出对普及教育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强调应该下定决心，采取有力措施抓好普及教育。最后，我们还提出了七条可操作的办法供参考。
全国政协对这个提案研究，审查意见认为：“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研究办理。”而后，经过民进和各方面的继续呼吁，终于在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普及义务教育法的议案，并于1986年7月1日起施行。这对中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强化了普及教育的观念，为全民教育健康、持久、深入的开展下去，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这些成就离不开当初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至今回想起来，心中甚感欣然。
教师节的建立――与民进密不可分
1985年9月10日，全国的教师们迎来自己第一个教师节。从此以后，每年的教师节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尊师重教成为一种社会美德。
谈起教师节的由来，这和民进密不可分。其实解放前也有教师节，是每年的6月6日。1951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曾宣布“五一劳动节”同时也是“教师节”，实行的结果是教师节没有了。“文化大革命”中，教师被贬为“臭老九”，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从1980年起，全国教育工会开展“庆教龄”、“五讲四美，为人师表”等一系列尊师重教活动，提高了教师的政治、社会地位。然而，尊师重教远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广大教育工作者真正树立以教书育人为终身职业的思想也还不普遍。我和民进的许多领导人都认为，要真正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应该在新中国恢复教师节，让教师享有崇高地位，受到全社会的尊敬。于是，在1981年3月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我和民进的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的提案。我记得当时的提案人有：叶圣陶、雷洁琼、徐伯昕、吴贻芳、葛志成、叶至善、张明养、柯灵、霍懋征等。我是这个提案的主要发起人及撰稿人。
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尊师问题，指出“尊师，不仅是学生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员，所有学生的家长，特别是我们各级政府的负责人都要尊师。现在儿童有儿童节，青年有青年节，我们认为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接班人的人民教师也应该有教师节。”
为教师节定在什么日子最合适，我曾经征求过谢冰心、叶圣陶的意见。冰心先生建议定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叶圣陶先生建议定在每年秋季学生入学的日子，让学生在新学年的开始就记住教师的辛勤和光荣。
在1983年6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我和民进18位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全国政协审查的意见如下：“建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研究办理。”同年9月，中宣部办公厅致函教育部办公厅，经研究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民进方明等委员的提案，同意恢复教师节。1985年1月，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一议案，最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从1981年到1985年，教师节的建立前前后后经历了5个年头。看来，要办成一件事还真不容易啊！
加强农科教统筹 齐心协办把农业搞上去
1989年10月23日至30日，我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全国教育工会的同志，到安徽省陶行知研究会在徽州（今黄山市）的教育改革实验区进行调查，该实验区借鉴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在休宁县溪口区实行“农科教”结合，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共同发展，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农科教结合，原来农业、科技、教育分割的体制，经过上一级领导的统筹协调，形成了合力，使农业经济建设转到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农科教结合是安徽人民的创造，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回到北京，我们写出了调查报告，先后登载在《光明日报》和《教师报》上，引起了农业部等有关方面的关注。
1990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大会上，我和131位政协委员联合提交了一份《建议从体制改革入手，对“农科教”制订统筹协调的具体政策案》的提案。提案人除政协民进组全体委员外，还有各党派各界人士，如万国权、李沛瑶、高天、浦通修、谈家桢、黄辛白、张洁珣、张瑞芳、龚育之、王丹凤、孔令仁、叶笃义、冯克煦、孙晓村、经叔平、冯亦代、黄大能、林亨元、冯梯云、陈忠经、张毕来、孙越崎、司徒辉、顾大椿、康永和、叶恭绍、贾亦斌、冯素陶、李修仁、鲍奕珊等委员。
提案的理由：我国农村经济文化落后，科技力量不足，职业教育薄弱，劳动力素质低下，造成农业后劲不足，而长期以来，农业、科技和教育部门的指导思想没有统一到“服务”和“依靠”的轨道上来，加之，体制上又互相分割，力量分散，整体效益低，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要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大力促进“农科教”统筹结合。
现在安徽等地通过探索和实验，突破了“农科教”条块分割的旧体制的束缚，建立起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新体制。已为“农科教”统筹结合提供了新经验。因此，我们建议中央会同有关部门从体制改革方面进行研究决策，制订统筹协调的具体政策，条件成熟时，应通过立法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协调。
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农业部会同国家教委、国家科委研究办理。
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我与葛志成等四位委员还作了《加强“农科教”统筹协调，齐心协力把农业搞上去》的联合发言，指出我国经济体制管理中长期存在的农科教互相脱节，各自为政的突出弊端，提出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按照科技、教育和经济的客观规律，由上一级政府统筹协调，使经济、教育和科技进行配套改革，解决农业缺科技，科技缺载体，教育缺手段的问题，使各部门的力量形成合力。建议将“科技兴农”的口号，改为“科教兴农”。
农科教统筹，不仅展示了一条农村改革深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农村教育深化改革的发展道路。早在60多年前，陶行知先生提出“要教育与农村携手”，“教育与科学机关充分联络”，和黄炎培先生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正在成为“农科教”统筹的现实。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陶行知、黄炎培等教育改革先驱者的正确主张才能实现。
“农科教”统筹协调，调动了各方面为农服务的积极性，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概括起来，有五个作用：有利于科技向农村普及；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教育部门的“丰收计划”、“星火计划”、“燎原计划”的配套实施；有利于推动“农科教”各部门办学诸要素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有利于推动农村教育改革。
此外，我们还在发达的地区江苏省苏州市总结了科教兴镇的经验，在一般经济地区四川省的温江县，黑龙江省呼兰县，重庆市的渝北区，总结了科教兴县和兴区的经验，经过不懈的努力研究与实践，在该提案提出两年后，国家做出了“科教兴国”的重大决策，并将其确定为一项长期的战略发展政策。看到目前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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