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解放前是一家私营企业职员。受进步思想影响，曾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3月加入民进。解放后调入北京，在民进中央组织部工作。1981年后历任民进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今年欣逢民进建会60周年大庆，回首往事，民进老一辈领导人的感人事迹如雪泥鸿爪，历历在目。他们的道德文章令人景仰，他们为人处世的高风亮节让我永生难忘。
<center>知识分子的楷模</center>
林汉达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战友，坚强的民主战士。解放前，林老是我十分崇敬的先辈和师长。解放初期我调到民进中央组织部，林老是我主管领导，我随时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区分任务和问题的轻重缓急，对方针性或决策性的问题，嘱我提交中常会或每周一次的组织委员会集体讨论研究后作出决定；对一些原则性的问题，经常对我耳提面命或共同探讨。他十分重视民进与共产党的关系，反复强调组织部门的主要职能就是要推动民进各级组织，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起到组织保证作用。他认为，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建立民进组织，一定要先征求当地党委的意见取得支持，条件不成熟，宁可暂缓筹建。林老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他提出政治思想工作应是基层组织的主要工作，但政治思想一定要结合形势、结合本单位的中心工作、结合会员的思想实际，务求收到实效，不能坐而论道，搞“空对空”。林老经常强调发展会员要注重质量，宁缺勿滥，要在联系群众的基础上稳步发展，把发展与巩固组织密切结合起来。林老还十分重视培养骨干的工作，他说骨干就是各级组织的后备干部力量。民进任重而道远，对培养骨干的工作，要常抓不懈，而且领导干部要下功夫亲自去抓，力求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抓得早抓得好。林老这些意见是解放初期讲的，实际上是我们组织工作中长期管用的指导思想。林老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做事不务虚名，工作扎实，一丝不苟。在他的身上，集中了民进求真务实、立会为公的光荣传统。
岁月易逝，事业永恒。一代师表林老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对工作的执着热忱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center>民主斗士 进步学者</center>
严景耀先生是中国共产党诚挚的朋友，是民进创建人之一，是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强战士。他治学严谨，坚持正义，追求真理，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进步。他的优秀品德和精辟著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严先生1935年留学回国后，在燕京大学执教。当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严先生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运动，同时参加了进步教授马叙伦、许德珩、杨秀峰等组织的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积极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因此受到反动派迫害。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在胡愈之等创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讲授“社会运动史”课程，并积极参与救济和教养流亡儿童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严先生担任政治性周刊《民主》的编委。他与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雷洁琼等于1945年12月30日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推进民主运动。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抉择的重要历史关头，严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极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鼓吹民主政治，鼓励群众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具有代表性的是1945年11月到1946年3月发表在《民主》周刊上的《彻底的民主与形式的民主》、《中国民主运动的经验》、《论民主与民众组织》等多篇文章，围绕民主政治这个中心命题，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所谓“民主”、“法治”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反动性，针锋相对地批驳国民党政府所谓“先军事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反动主张。在1946年的“六•二三”事件中，他走在群众游行队伍的前列。1947年严先生返回北京燕京大学执教，继续参加民主运动。1949年1月中旬，他与雷洁琼、费孝通等四位教授，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与他们促膝晤谈，使严先生彻悟了革命道理，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之中。
新中国建立后，严先生担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和代理法学院院长等职务，兼任北京大学法律教授。历任民进一、二届理事会理事，第三届中央常务理事，第四、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他为民进的自身建设和完成各项政治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严先生任民进中央组织部部长，为民进组织的发展和巩固做了大量工作，他十分强调吸收会员要注重质量。
严先生经常强调，民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要保持和发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光荣传统。严先生勤奋好学，理论水平高，经常被同志们推选在学习会上作中心发言，他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讲得生动活泼，深受大家欢迎。
严先生谦逊谨慎，平易近人，坦诚热情。他非常崇敬、钦佩周恩来总理，时常勉励自己和大家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的言传身教，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center>毕生心力为公瘁</center>
民进成立以前，葛志成与民进前辈马叙伦、林汉达等同志就有密切交往。抗日战争后期，他已经是地下党员，在上海小学教师中开展进步活动，多次输送小学教师到林汉达任院长的华东大学教育学院学习进修，林、葛两人因此成了忘年之交，结下终生友谊。
1946年1月，经林汉达介绍，葛志成加入民进。同年2月，为了促进上海各人民团体的大联合，推动和平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民进牵头，酝酿发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葛志成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5月5日联合会正式成立时，他当选为理事。他团结、组织广大小学教师，参加“六•二三”反内战大会，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
建国后，葛志成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1950年4月民进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葛志成当选为民进中央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组织委员会委员。他还协助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民进中央秘书长许广平同志主持民进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几乎每天下午或晚上他都到民进中央机关办公，为机关建设和组织实施中常会的决定，倾注了大量心血。
1978年，民进恢复活动后，葛志成任民进中央领导小组成员。1979年10月，民进四代大会以后，葛志成任民进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
1984年12月，葛志成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后，分管组织工作。在他主持下，民进中央陆续拟定了许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文件，特别是1983年12月拟定的民进中央《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对民进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他为了民进的建设和发展，可谓呕心沥血，废寝忘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葛老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在许多场合总是谈到，要“爱党爱民进坚定不移，为国为人民真抓实干”。1993年 6月在民进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的教导。不论社会风气如何，在新时期，我认为，在民进内部，特别是领导层和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要提倡一种精神。具体讲有五条：（1）立会为公的精神。公为先，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全局利益。（2）开拓创新的精神。民进工作要适应新形势需要，要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这就需要开拓创新，不能墨守成规。（3）人己一样的精神。对自己对别人要一样。正人必先正己。（4）助人为乐的精神。助人为乐是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我们要爱满民进，同志之间要互相友爱。在别人危急时，要急人之所急，伸出援助之手，以助人为乐。（5）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是优良的传统，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组成部分。要反对拜金主义和挥霍浪费。不论是过去革命战争的年代，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应当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
这些铿锵有声的言论，反映了葛志成同志高贵的思想品德和精神境界。半个世纪以来，他真正做到了为党为民进鞠躬尽瘁。
<center>厚德高风的良师</center>
叶圣老在1946年曾为开明书店20周年题词，其中有“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之句。叶老一生的言论行动，道德文章，真正做到了“俯仰两无愧”。
从与叶老多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叶老最可宝贵的精神是“襟怀孺子牛”、“但开风气不为师”，坚持不懈地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挚友，与党肝胆相照，始终不渝，遵循党指引的方向，紧随时代前进的步伐，站在时代的前头。给我印象最深、展现叶老节操最生动的事例是：1946年5月初，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宣布，自6月1日起在上海实行“警员警管区制”，就是“每一警员在分局范围内，管辖八十至一百二十户，或四百至六百个居民，经常对住户访问，以明瞭各户详情”，“俾宵小无法匿迹”。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而炮制的法西斯制度，以使反动警察可以肆意侵犯人权，迫害民主爱国人士，它理所当然地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当时，上海《文汇报》的《读者的话》主编是民进的发起人之一柯灵同志，他在《读者的话》栏每天刊出群众反对“警管区制”的来信。反动派先是进行威胁，派人到《文汇报》调查投案信件，被《文汇报》拒绝后，又罚令《文汇报》自6月18日开始，停刊一周。叶老对反动派的法西斯暴政极为愤慨，就在《文汇报》停刊的第二天给柯灵同志写去一封信，建议在《文汇报》被迫停刊满期之日，出一期特刊，至少两版，专载读者投函，表明读者需要此报，与此报纸有片刻不能相离之情感，亦使反动派有所警惧，文字宜短不宜长，人数愈多愈佳。《文汇报》接受了叶老的建议，复刊后整版发表了各界读者的慰问信，表示对《文汇报》的同情，和继续坚持斗争的支持与期望，反响极好。针对此件事叶老说，国家弄到这么糟，主要是那些为非作歹的人践踏民意。愿你们精进不懈，继续努力。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叶老面对凶残的敌人，爱憎分明，正气凛然、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叶老给我们留下丰富的精神财富，真正做到了“俯仰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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