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3年加入民进组织的，至今已有50多年了。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得到民进组织的诸多关怀和帮助，特别是在与民进中央几位领导人的工作接触中更是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使我终身难忘。
民进首任主席马叙伦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同时也是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当时我只有二十几岁，在教育部办公厅文书部门工作，我与马老的办公室仅一门之隔，经常看到马老夜以继日地工作，他那忘我工作的精神使我们很受感动。马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见到马老的机会较多，由于职位和年龄的悬殊，每次见到马老都有些拘束，可马老总是向我微笑示意，有时还作个手势。
刚刚建立的教育部有很多大事需要马老去考虑去解决，可是小事他也放在心上。记得我结婚那天，马老在百忙中还给我写了一幅字，祝贺结婚之喜。马老题字的内容是鼓励我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意），我把它作为最珍贵的礼物保存了很久，“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可惜那幅题字在几经折腾中遗失了，这成了我的终生遗憾。身为部长的马老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年轻小干部的关怀爱护使我非常感动，马老的关心和教诲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马老后来又担任高教部部长，我也调到高教部工作。马老在高教部任职期间患了脑软化症。后来他病得连行动、讲话都很困难，但还时刻关心广大民进会员的学习和进步。我记得马老患病期间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作了一次“精神讲话”，北京市全体民进会员都参加了。马老坐在主席台的轮椅上，请别人按照他的指示事先写好讲稿向会员宣读，“精神讲话”的大概内容就是希望广大会员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家看到马老那疲倦的身体、憔悴的面容，既心酸又感动，很多同志是含着眼泪听完了报告。这次报告对广大会员触动很大，在座谈报告时大家一致表示，马老已经病成这样还在关心广大会员的进步，我们决不能辜负马老的期望，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好本职工作。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马老，后来才知道马老已于1970年5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我们永远怀念他，他那慈善文雅的面容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民进中央第二任主席周建人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民进创始人。周建老在担任高教部副部长期间，他和他的夫人王蕴如同志，我们都是一个民进支部的成员，经常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周建老平易近人，说话和蔼，我们在周建老身边没有一点心情紧张的感觉。他对别人很宽厚，但对自己的要求却非常严格。我记得有一次民进支部开会，因建老有活动不能参加，王蕴如同志就没告诉建老。第二天，王蕴如同志对我说，建老批评她啦，说为什么支部开会不跟他讲，不能参加会应该请假。建老批评的对，她只好承认错误。王蕴如同志说完以后，我听了很受教育，周建老这种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958年，周建老当选为浙江省省长。在他离开高教部之前，我们支部在建老家里开了一个欢送会，王蕴如同志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瓜子、糖果，在会上同志们畅所欲言，对建老表示欢送，同时又相互出一些小节目。周建老也和大家一样，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幽默的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在建老的带动下，我也说了一段相声。那个欢送会开得很热闹，会后大家和建老握手告别，祝愿建老身体健康。一晃过去40多年了，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周建老于1972年又回到北京，可我已经下放到“五七"干校，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只是在1983年11月民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见到过周建老一次。虽然多年不见，但从他那儿获得的教益，我始终铭记在心。
民进中央第三任主席叶圣陶，原任教育部副部长，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在教育部分管中小学教材工作。有一次，叶老签发一个《关于使用中小学教材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文件，印发各地执行。文件经我们文书部门发出后，叶老突然打来电话说发出的文件有错，当时是我接的电话，我听说文件有错，吓了一跳，忙问：“错在哪里，是否需要更正”，叶老说：“错了一个标点，把分号错用了逗号。”我一听松了口气，说：“就错一个点儿呀。”可叶老却严肃地说：“一点儿也不能错，以后应该注意。”放下电话后，我仔细回味叶老的话，“一点儿也不能错”，其中包含两个意思：一是一个标点也不能错，二是发出的文件必须百分之百正确，不能有一点儿差错。通过这件事给我们做文书工作的敲了一次警钟，增强了我对工作的责任心。特别是叶老那种办事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工作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我后来做文书工作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直到现在我看文件的时候都是很认真的，这是叶老那次批评之后养成的习惯。我至今未忘叶老的教诲。
民进中央第四任主席雷洁琼和马老、周建老一样也是民进组织的创始人。我第一次见到雷老是在40年前。有一次，教育部民进支部开会，那时我们开会都在晚上，支部主任说今天晚上雷洁琼同志来参加我们的支部会，我们听了都非常高兴。可是那天晚上天公不做美，下起了大雨，有的同志说下这么大的雨，雷洁琼同志可能不会来啦。大家正在焦虑，雷大姐手拿雨伞推门进来了，同志们说下这么大的雨您还来了。雷大姐笑着说，你们不也都来了，言而有信嘛。有一位女会员说，大姐，我给您拿件衣服换换吧。雷大姐忙说，不要紧，一会就干了，开会吧。会上雷洁琼同志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并对会务工作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会员们对雷洁琼同志冒雨前来参加支部会议表示敬佩和感谢。
雷老不但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干部的进步也非常关心。我退下来之前因会务工作需要经常到民进中央参加会议，每次见到雷老她都细心地询问安徽民进的工作情况。有一次，她还把我叫到她的房间了解地方会务工作情况，听完我的汇报后，她指出了工作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并交办一些事情，雷老的指导和鼓励对我做好会务工作帮助很大。1990年6月，我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志芬同志（雷主席秘书）寄来的一封信，内有雷主席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九个大字“忠于职守为人民服务”，下边是“一九九O年六月题赠张鸿奎同志”，落款：“雷洁琼”。这九个字永远是我的座右铭。
在民进中央领导人中，葛志成副主席是我接触最多、认识最早的民进老前辈，也是我的老上级。我在教育部、高教部工作期间都是在葛老领导下工作的，几十年来葛老始终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得到他很多帮助。葛老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处处以身作则，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我记得有一次他出差回京，部里派车到车站接他，汽车刚到火车站，巧遇部里几位干部出站，司机说：“趁葛主任没到，我先把他们几位送回去，马上回来接葛主任。”车刚走一会儿，葛老乘坐的火车也到站了，在站口等候葛老的秘书说：“您稍候一下，车送人去了，马上就回来”。葛老说：“没关系，你给部里打个电话，车不要回来了，中午该吃饭了，司机下午还有事，也该休息了，我们坐公共汽车回去吧。”葛老首先想到的是司机同志要休息，却没考虑自己旅途劳累。还有一次，葛老到外边开会，楼下有车等着送他。当时我正要到清华大学印刷厂取东西，葛老下楼知道后对司机说：“清华大学路远，取的东西又重，你拉鸿奎同志去取东西吧，我在市内坐公共汽车很方便。”葛老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用许嘉璐主席的话说：“葛老就是这样一个时刻为别人着想的人”。
葛老到民进中央工作以后，还时常到高教部参加我们的支部会议。“文革”期间我没有机会见到葛老，“文革”以后由于工作关系又经常见面了，每次见面都特别亲切。葛老跟我谈论最多的还是如何做好会务工作，我能在会里做点儿工作是和葛老的教诲与指导分不开的。
回顾入会以来的这50多年历程，我有幸接触到了许多民进的老领导、老前辈，在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他们的优良作风、高尚品德和立会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建立、发展和壮大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作者系民进安徽省委会顾问，原民进安徽省委会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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