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前，我在上海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后，我在民进上海市分会机关担任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专职干部，1951年2月，调入民进北京市分会。1950年9月民进北京市分会成立时的盛会，我没赶上，但我调到北京，就是在民进北京市第一届理事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北京市分会成立后没有办公地址，就在民进总部(1956年8月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改称民进中央)鼓楼辛寺胡同老会所的一间平房内办公，不论是组织、宣传、秘书，还是各委员会都在这一间屋子里工作。那时候机关内的专职干部只有三人，富介寿、汤家庆和我，我们的工作从写通知、发通知、送通知(当时通知都是送的)，作记录、整理资料，开会前的准备工作，到会后的写汇报、小结。每天工作都很紧张，三个人的工作有分有合，但互相协作，都能如期完成任务。
我到北京市委会时，对民进北京的领导人都不认识，一切都很生疏，必须从头学起。第一届主任理事林汉达先生，曾任杭州之江大学教务长，我是之江大学的学生，我一直称呼他林先生。他严格要求我做好民进的工作，并指导我怎样做民主党派的工作。由于我们和民进总部机关在一个院子里办公，有时民进总部的工作也让我们参加。马叙伦主席、王绍鏊、周建人（后担任主席）、许广平、徐伯昕、赵朴初副主席等，都很平易近人，让我感到很亲切，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初来机关工作的干部，他们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结合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帮助我们提高觉悟和工作水平。记得有一次我作会议记录，整理好汇报稿后送会议主持人审阅，那次会的主持人是周建人副主席，他在审阅我的汇报稿时发现用错了一个字，就在原稿上做眉批指明为什么不能用这个字，该用哪个字才正确，当我取回记录稿时，他又口头教导我一遍。他老人家会内外事务那么多，对工作一丝不苟，那么关心干部的成长，这件事让我深受教育，铭记不忘。从此，每当我写稿在用字上有怀疑时必先查阅辞典，避免再写错别字。后来林汉达先生不再兼任民进北京市分会的主任理事，我就在冯宾符、雷洁琼、顾均正几届主任委员(1957年1月第一次北京市会员代表大会改为北京市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对他们三位我也师尊他们称呼为先生。
1957年1月，经当时的雷洁琼主任委员和毛之芬秘书长的多方努力，中共北京市委会统战部给予了具体帮助，民进北京市委会有了会所，就是魏家胡同，我在这个会所工作了30多年。这里要特别提到我的老领导、民进中央雷洁琼主席，她是民进北京市分会的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副主任理事，第三届主任理事，第四届、第七届、第八届的主任委员。民进北京市委会到现在是第十二届委员会，其中有六届雷先生都是主要领导人。我在民进市委会机关工作的40年，除十年动乱期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她老人家领导下做工作的。
民进北京市委会自1966年8月被迫停止活动到1977年，已有11年和会员中断了一切联系，“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会员被迫在本单位贴出大字报公开声明退出民进。那时民进北京市委会机关也无法活动，机关全体专职工作人员先是在政协北京市委会主办的“五七”学习班学习，1969年底，除个别人外，统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我也被下放到大兴县芦槭公社。1973年初，我和其他民主党派机关的部分专职干部一起调到政协北京市委会机关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的亲切关怀、支持，市委会统战部、政协北京市委会的具体帮助和民进中央的领导下，1978年2月成立了民进北京市委会临时领导小组，雷先生是小组召集人，开始恢复和开展组织活动。雷先生亲自领导我们一步一步恢复和开展活动，无论是研究如何和失去联系十多年的市委会委员和广大会员恢复组织联系，还是收回和修建被占的会所，雷先生都亲自主持会议，并指导我们要耐心细致地做会员的工作。当时民进北京市委会机关又是只有三个专职干部，汤家庆、咸婉敏和我，而且都是年过半百的女同志。1978年，有不少市委会委员和会员对恢复参加民进的活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顾虑。当时的工作条件较困难，在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党组织的大力支持、民进北京市委会临时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我们三个人通力合作，通过个别访问、多方联系，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文革”前985位会员中的789人重新和民进联系起来，逐步打开了恢复组织活动的局面。不久，机关又调进了两位专职干部，继续想方设法联系尚未联系到的会员。
40年中，民进北京市委会做了不少工作，也经受了多次考验，如推动会员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斗争，带领会员战胜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绝大多数会员都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严峻考验。恢复组织活动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民进北京市委会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的新老会员，为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共同奋进。我也在历届民进北京市委会的领导下，跟着走过了40年不平凡的道路。
民进北京市委会到现在已是第12届领导班子了，自1950年9月成立之日起到1988年7月换届前，几届主任委员（理事）：林汉达、冯宾符、雷洁琼、顾均正四位老前辈，他们担负着民进的领导工作，担任本职工作，还身兼社会上许多职务，但他们对民进北京市委会的工作，仍然十分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作风民主，有事和大家商量，在团结带领民进北京市委会的领导班子中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在这40年中，还有余之介、程浩飞、毛之芬三位领导同志对我帮助很大。余之介同志“文革”前是民进北京市委会的专职副主任委员，程浩飞同志是民进第七届市委会的兼职第一副主任委员，毛之芬同志从民进北京市委会成立起就兼职负责秘书处工作，自第四届到第八届市委会又兼职担任秘书长工作长达30年。他们三位同志对待工作都非常认真，非常细致，不少工作都亲自动手，不仅言传而且身教。我在他们的领导和具体帮助下学到了不少优良的工作作风，受益匪浅。民进北京市委会机关多年来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这是和毛之芬秘书长的长期教导分不开的。民进北京市委会的老一辈领导人，正如叶圣陶主席1987年6月在民进全国代表会议上对全体代表赠言的那样：有诸已而后求诸人，无诸已而后非诸人。现在民进市委会机关里50年代的老工作人员全部退休了，新一代的领导班子带领新的专职干部，为进一步团结民进北京市的广大会员而共同努力工作。
民进北京市委会自成立的一天起，即忠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0年来，在团结会员、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在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没有迷失方向，这都是在中共北京市委会和民进中央的领导和大力帮助下做到的。今后为了更好地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更要多争取中共和民进中央的支持和帮助。
我时常回忆起五六十年代民进老一辈领导人对我的教导，不能忘怀他们对我的各种帮助。我十分怀念当年民进市委会机关里同志们团结友爱、和谐相处的工作情景。值此纪念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60周年、民进北京市委会成立55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在民进北京市委会新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民进北京市委会将继续加强自身建设，迈出坚实的步伐，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作者系民进北京市委会机关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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