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人生道路的重要时段，有幸与民进相遇，使我后半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我，从小在红领巾、雷锋精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全人类……这许许多多象征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物或概念的熏陶中成长，世界观按时代要求标准塑造成型，套用句今天的话，幼小的我的思想也在那年代里与时俱进。但由于自己生命摇篮的血缘关系早就被定性属于“地主阶级”，即使父亲是新中国的天空黎明前就提着脑壳干革命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改变不了我生下来就被划入另类的命运。因此，我虽在一个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教师家庭（至今除我外几乎全是中共党员）成长，自幼品学兼优，但随着年龄增长，慢慢感受到这种以革命的名义定性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性格也被慢慢扭曲得内向，然而我却发愤地读书。至今回想起来，那段特殊的岁月虽不堪回首，却也并非一无所获，至少求知的欲望是一生中最为旺盛的。
遭遇“文革”十年浩劫后，人生的道路变得更为糟糕，以至我这个当年在县城一中也是数一数二的高材生，不但无缘跨进“工农兵大学”的圣殿之门，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大学、知识分子这些概念代表的生活内涵失之交臂，直到1987年才进入电大。
也许宇宙注定，任何生命在永恒的运动中都会如地球之春夏秋冬，有严寒炎热，也有春暖花开和收获的季节，再倒霉的人生，也会有蓬勃焕发或闪光夺目的日子。
我的电大生涯仿佛蕴含着这种转折，其中最为引起自己重新注视社会人生的，莫过于在电大求学期间认识了“民进”组织。我的诞生成长史，天生注定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是极为熟知了解和尊重爱戴的，这毕竟与我的父辈家庭都融为一体了，但对于民主党派，那时的我知之甚少，顶多知道中国在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这不足为奇，“文革”毁掉了新中国的民主政治，虽然20世纪80年代已改革开放多年，但在贵州黔西南这种边远落后地区，民主党派的组织建立才刚刚起步，1985年创建了民盟、民进两个党派的支部，统一战线理论在黔西南的实践，尚处于一片刚开垦的土地。
在电大的学习中，我熟悉了电大中的民进会员老师们，还有后来担任我们民进黔西南州委会第一届主委的桂福森校长。他们为解决当时民进贵州省委会兴义直属支部没有专职干部的问题，看中我，把我推荐给民进支部主任倪老（应旸）。经对我考察了解，倪老又热心向中共统战部门推荐我担当民进专干。囿于当时的人事制度，几年之中，我担任民进专干的事仍未解决。但倪老和支委们都希望我先把工作干起来，我欣然领命。于是从1987年底始，我在电大学习的同时，为民进兴义支部义务担当起专干工作，当时主要靠自己开一个家电修理店维持生计。那时我还是单身，电大的课程对从小功底扎实的我来说轻松自如，因此，我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花在民进的工作和修理家电的业务上了。
那时，民进兴义支部会员不多，三十来人，但极为活跃，除了在州、市的许多重要会议和场合参政议政，行使民主监督职责之外，还热心举办中学补习班、舞蹈健身班，智力支边如下乡下县支教、义诊，教师节、国庆节、中秋节座谈学习，平时的支部生活，支委会议……当时民进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在州政协有一间十来平米的简陋的办公室，没有电话，只有一台老式手推油印机，打一份铅印的文件，也要请州政协打字员帮忙或上街找营业点打印。我骑着一辆廉价的二手杂牌“松鹤”自行车，给支委、会员们送通知，到州、市统战部的有关部门办事，我每天频频往返于这间简陋的办公室和我的家电修理店、师专学生食堂与州行政食堂之间。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那间简陋的办公室。六七个支委聚在里面开会时，屋子就会挤得满满的，我却看到它平凡中厚重的内涵。在这间办公室里，我敬重的不少电大、师专的老师们，学识素养在黔西南及其首府兴义小城里全是响当当的，但他们都是以它为支撑点的民进兴义支部的普通会员。看到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的支部主任倪应旸老经常第一个到这里等候开会的支委，或在这里一边给我安排工作任务，一边还时不时和我随便聊点什么，乃至就一些事征询我的意见；看到主持一个有千余大学生的电大工作的校长桂福森副主任，工作再繁忙也会准时到这里参加会议；看到同样工作繁忙的其他支委们往来这里，特别是经我亲手把这里共议的每桩事的信息传递出去并使之实践成功，我在与民进会员们同样欣喜之余，更增添了对他们的敬重，是他们身上人格的力量，使我认识并真正了解了民主党派，对民进组织肃然起敬。
就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我为民进兴义支部承担了三四年义务专干工作，没有一分钱报酬，但我思想精神上的收获颇丰，使我看到了国家、民族振兴的前景，和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我的生活态度发生了积极转变。后来，我没能继续在这间简陋而闪光的办公室里为民进工作。我在电大毕业后留校，又到黔西南州内兴义化工总厂当了八年办公室主任，还参与创办《兴化报》，筹办成黔西南州第一家企业文联——兴化文联并担任主席。工作之余，我勤于笔耕，加入了贵州省作家协会，成为了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这些，都与认识民进组织后自己生活态度的转变有一定关系。而更荣幸的是，我在1994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其间，民进兴义支部也发展壮大，早已升格为民进黔西南州委会，会员也有了100多人。后来，我离开企业到《黔西南日报》从事编辑、记者工作。2000年9月，我被组织调任民进黔西南州委会秘书长，从此，开始了真正的民进专职干部生涯。
国家、民族的命运与民主党派的命运休戚与共，同样也与个人的命运休戚与共。在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振兴中华共同奋斗的大好岁月里，我光荣地成为民进的一员，应该是一大幸事。我此生注定要为民进的事业，为国家、民族的事业奋斗，那么，就让我的生命，我的岁月与民进同荣吧！
（作者系民进黔西南州委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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