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2年10月在天津女三中，经女三中校长沈慧儒同志介绍加入民进的，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那时民进在天津尚处于筹建时期，沈慧儒校长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堂妹，在天津中教界很有影响，她当时任筹委会的秘书处主任。筹委会的主任委员杨石先是南开大学的校长，副主任委员潘承孝是天津大学的教务长，都是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是高教界的老前辈，深为我所敬仰。
入会时我对民进只有一点粗浅的朴素的认识，知道民进是个进步组织、党的助手，加入民进可以为党多做些工作。入会后，我开始做基层工作，随着到市里开会的机会增多，先后聆听了马叙伦主席、王绍鏊副主席、雷洁琼大姐的报告，对民进的光荣历史、优良传统、性质任务有了明确的认识，激发了我对民进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特别是当时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孟秋江副部长对民主党派工作的精辟概括：“依靠党委，结合中心，深入细致抓思想，积极主动做工作”成为我长期做民进工作的指导思想。
我当时在女三中任副教导主任，分管教学，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当时学校召开教学改革座谈会，我利用民进的关系，特邀了民进市筹委会组织处主任陈舜礼（时任南开大学教授、副教务长），宣教处主任汪德熙（时任天津大学教授、化工系主任）参加并指导。请他们从大学的角度讲一讲对中学教改的要求和希望。这次座谈会影响很大，不但对教改起了促进作用，而且使广大教师认识了民进，以后不断地有教师要求加入民进组织。到1956年逐步发展到16人，其中有总务主任，三位教研组长和部分骨干教师，并先后有一人被选为校工会主席，两人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两人被选为民进天津市委会委员。
1958年11月，我被选为民进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我被选为民进天津市委会常委、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是年暑假，市委会秘书长陈舜礼同志调往山西大学工作，秘书长的工作便落在我的身上。
1959年暑假后，我被调往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任物理系主任。1963年2月，我被选为天津市委会秘书长仍兼任组织部长。这是我工作最忙、任务最重的时期。当时我家距学校20余里，每日早起晚归，途中奔波三个小时。当时民进开会都利用晚上，每次开完会回到家中常至深夜，还要继续备课。有一次我到会中央汇报，王绍鏊副主席、徐伯昕秘书长亲自听取汇报近两个小时，说我讲的内容丰富，经验很好，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会中央领导那种谦虚和蔼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至今难以忘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师范学院副院长，还被选为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从此，我的任务更重了。党和民进对我的要求更高了。
做为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是我的职责，每次全国政协开会，事先我都征求意见，会上争取发言，就当时的重点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或写成提案。1983年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期间，教育部普教司邀请几位师范院校的校长就中学教学计划征求意见。我看到初中每学期并行科目太多，周学时也太多，势必造成学生负担过重。我建议减少每学期的并行科目，减少周学时，相应地精减教材内容，减轻学生负担，以利学生全面发展，如有困难可考虑延长初中学制，改为四年，实行五、四、三制。主持会的教育部浦通修副部长表示赞同。1984年民进中央决定对师范教育改革向党中央提出建议，让我写些材料。我就关于高等师范教育改革问题先后写了两篇建议。一篇作为民进中央《关于改革师范教育的建议》的附件上报中共中央，一篇发表在民进中央会刊上。1994年我在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前，拜访了校党委书记，他谈到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这次会议上，我重点就教育经费问题提了建议，被摘要登在《人民日报》上。通过调研我深刻认识到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和建设，不仅是天津市的问题，而且是关系环渤海地区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在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我着重谈了这个问题，并与在津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写了提案。1995年我又写了书面发言，政协印发至全会及中央各有关部门，争取中央给予优惠政策，以利滨海新区加速发展。
我在民进天津市委会一直分管组织工作，深知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性。但实际情况是：“文革”后已有20多年没有发展会员，会员年龄老化，后继乏人，发展任务十分艰巨。但做好组织工作是我的责任，我认真学习有关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有关同志共同研究，取得共识，齐抓共管。
在组织发展中虽然有许多困难，但仍反复强调坚持和全面理解“三个为主”的原则。处理好“三个关系”，注重质量，稳步发展，把发展组织和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注意年轻化。根据天津实际情况，下大力量突破薄弱环节，保持大学的优势，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经过十来年的艰苦工作，在文化出版、文艺、科技、医卫等各界发展了一些年龄较轻，水平较高，代表性较强的会员，并建立了支部。在中小学发展一些年龄较轻的高级、特级教师。在大学发展了一批40岁左右的教授、副教授，多数具有博士学位，不少已被评为博导，承担重任，从而建立了一支年龄较轻、素质较高的后备干部队伍。
为了提高后备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以适应党派工作的要求，市委会组织了中青年骨干培训班，采用经常学习和集中培训相结合的形式。集中培训多利用假期，除组织他们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外，同时邀请会中央和中共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同志作专题报告,我也借此机会谈了做党派工作的体会，使他们对党的统战政策，民进的会章、会史、优良的传统等都有明确的认识。同时，在会内外尽量安排他们一定的工作，交给一定的任务，使其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现在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已被选入天津市人大、政府、政协以及民进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参政议政的主要力量，已调北京工作的两位同志，一位被选为会中央常委和民进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另一位已任中央审计署副审计长。
天津民进的优势在大学，现有南开、天大、师大等十几个基层组织，为了便于领导和组织活动，充分发挥大学会员的作用。1990年市委会成立了大学工作委员会。每季度组织一次集体活动，由各基层组织轮流负责。这一决定得到各院校党委的大力支持，活动内容丰富多彩，组织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迄今从未间断，受到广大大学会员的欢迎。有时院校的党政领导、其他党派成员也都参加。通过这些活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受到了教育，团结了群众，增强了凝聚力，促进了组织发展。
从1958年以来，除“文革”时期外，每年我都参加会中央的会议，聆听中共中央和会中央领导的报告，每次参加会议，思想上都有收获和提高。“文革”以前，民进三代会期间，我曾受到毛主席和其他党中央主要领导的亲切接见先后聆听过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国内外形势报告。每当回忆起这些，感到做一个民进会员的无比幸福和自豪。“文革”后，我又连续四届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次参加会议，都可以听到国务院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阅读了许多重要文献和资料。我学习了很多，得到了很多。我还多次到会中央汇报工作，得到明确的指示和热情的帮助。我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思想上的进步，认识上的提高，工作上的锻炼，都与民进分不开的。因此，我热爱民进，热爱民进工作。现在我虽然退了下来，仍关心民进工作，愿民进阔步前进，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再创辉煌。
（作者系民进天津市委会名誉副主委、原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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