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获得了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社会学专业），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农村妇女地位》，指导教师是雷洁琼教授和蔡文眉教授。有这样的导师和这样的研究题目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这决定了我一生的研究兴趣，从老师的言传身教中我学到了怎样做学问，更多地则是学到了她们做人和做一名社会学者的高尚品格。
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正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迎来的第一个学术思想活跃期，曾经被禁止研究的学科，如人口学、社会学、法学等被解禁。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改为中国政法大学，并准备建立社会学系，因此教育部特别批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国政法大学代培硕士研究生。这使我有机会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并有幸成为雷洁琼教授的学生。
雷洁琼教授作为老一代社会学家，在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之时被选为副会长，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同时，还担任着北京市副市长的工作。我们读书期间，雷老在繁忙的社会工作之余，承担了社会学系“婚姻家庭研究”的课程，为培养新一代社会学者做具体和切实的工作。
当时的社会学还处于恢复重建时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袁方教授聘请国内外知名的社会学界专家学者来为研究生们开各种各样的课程，还组织各种力量指导学生的论文。由于我们全体研究生都是非社会学本科专业的学生，仅凭着对社会学专业的热爱和好奇，根本不知道硕士论文应当如何写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有幸得到雷洁琼教授的论文指导，雷老的谆谆教诲，令我受益终生。
1985年，蔡文眉教授承担了亚洲基金会一项项目“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社会变迁”的研究，我参与到课题中，在蔡老师的指导下到四川和安徽省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改革之后对农村家庭和农村妇女地位的影响。在调查的基础上，开始写硕士论文。与今天硕士生相比，当时既缺少参考文献，也缺少有关如何写论文的资料。那时我牢记的是袁方教授一再强调的话：社会学研究一定要有社会调查，要用事实说话。因此，我把题目定为《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农村妇女地位》，在调查的基础上强调家庭联产责任制在农村的进行，对农村家庭和妇女地位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而农村妇女借着这一制度变迁的推动可能增强了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
1986年的春节前，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雷老在红霞公寓的家，交上自己的论文初稿。由于当时雷老还在担任着北京市副市长等一些重要的领导职务，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面谈，但是她认真地阅读了我的论文初稿，并留下了宝贵的书面意见。这些意见我珍藏至今，每当看到这些文字，都会督促我反思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特别是提醒我要遵守学术规范，并认真负责地做好研究和指导学生的工作。
雷老对我论文初稿的意见写在三张小32开的白报纸的纸上，字迹清晰有力，略有修改，显露思考的痕迹。
第一页是雷老对论文的总体评论，她写道：
“1、缺乏理论指导思想
2、如何使调查的资料进行分析
3、有时比较不同地区，有时又不比较
4、资料来源和注的格式
5、妇女地位提高的标准是什么”
这些都切中要害，使我受益终生。至今无论是我写论文还是指导学生，我都会问这篇论文“用了什么理论、使用了怎样的材料、基本概念是什么、研究方法的特点是什么以及注释是否规范”。想当年，雷老就是这样对一个不会写论文的学生写下了标准的论文提问。
第二页上雷老对论文的大纲进行了指导。雷老写道：
“问题要明确
1、农村妇女地位如何能提高
2、农村妇女地位的改变的原因与影响
3、农村妇女在家庭中地位变化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有关理论——家庭功能、结构关系的关系
1、经济发展、家庭经济功能起了变化……
2、从人民公社到家庭承包制
3、家庭经济功能变化，家庭结构也变化
I．家庭承包制的妇女地位……
II．家庭结构变化的妇女地位
III．妇女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
第三页是雷老对我论文每页的意见，她在认真地阅读了全文的基础上写道：
“P1、开展研究的目的不是因为国外一些学者想了解的问题
P2、进行调查（的）原因，地点的选择，调查方法
P3、家庭功能变化原因——说明从人民公社集体化到家庭承包制，家庭功能引起变化
P12、家务多少与文化高低的关系——说明原因
P16、妇女地位提高的表现？（这一条被划去）
P19、核心家庭不一定失去父权制
P29、（31－45，46－55岁？）管理生产权？
P43、百分数的依据”
雷老说的我的论文第一页的问题，“开展研究的目的不是因为国外一些学者想了解的问题”，这对我终生的学术研究都有意义。因为社会学的许多研究项目都是得到国际社会或相关团体支持的，那么研究的目的应当是什么呢？无庸置疑，各类国际组织和研究基金对中国项目的支持都有其自身的目的，但我们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满足国外学者或组织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使用国外资金完成中国需要的理论和现实研究。这一点也成为我一直遵循的学术原则。
写论文的日子里我大约去了三四次雷老的家。在家里，雷老不仅是导师，更像是亲人，一点也不像是领导。记得一次她让我喝酸奶，她自己的一杯怎么也打不开，我上去帮雷老把酸奶打开，她笑了起来，那开心的笑容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毕业后，我到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工作，这期间雷老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和工作（解放初期，雷老曾经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的教务长）。1989年前后，经历了长期思想探索，在雷老的关心下我逐步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于1991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参政党为我将自己的力量更多地服务于社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今天，我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教师，在社会学发展与壮大的薪火相传的接力中，要踏实而勤奋地工作，努力将老一辈社会学家的优秀品质传递下去。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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