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9日我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那时，我还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应该说，我与党的统一战线有很深的渊源。我出生在一个民主人士的家庭。我祖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民主政府的参议员。抗日战争期间，我二叔和父亲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独裁统治做斗争。解放前，通过堂姐夫瞿文渊介绍，我也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51年参加民进后我和党的统一战线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儿子也是民进会员，曾连续三届担任南市区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刚入会，上海民进会员不多，只有一百零几人，其中不少是德高望重、社会知名的老前辈、老同志。他们中有不少曾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斗争，协助中国共产党做过大量有益的工作，如赵朴初、梅达君、柯灵、宓逸群等同志。象我这样一个20多岁的青年教师是很少的。入会后，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会组织教育、帮助、关怀下，特别是老同志言传身教、启发熏陶下，我的觉悟不断提高，各方面有所长进。
1952年我有幸参加上海市第一期各民主党派干部训练班学习，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位。党对训练班极为重视，学员人数虽不多，但讲师都是当时华东局及上海市党政主要领导，有陈毅、饶漱石、潘汉年、吴克坚(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也是讲课节数最多者)、周而复、刘人寿(两人都是市委会统战部副部长)等。他们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论述党的方针、政策、形势和任务，学员们学得异常积极、认真。虽然时间只有几个月，但我们都获益匪浅。以后，我又先后多次参加了市委会统战部及各民主党派联合举办的脱产、半脱产学习班，进一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一次脱产学习班还专题讨论了“民主党派作用与教育改革”。我多次担任学习组长，能直接接触党的主要领导。通过学习，对我们认清形势，提高思想觉悟、改造人生观、世界观帮助很大，“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这样深深扎下了根。
十年动乱“四人帮”倒行逆施，党的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民主党派也同样遭殃受难，尽管如此，我的“听、跟、走”信念始终坚定不移。
1952年起，我担任学校行政工作后，常常得到党和民进组织的关怀、培养，多次脱产至上海教育学院行政干部训练班及中学行政干部班学习，也曾多次脱产参加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及上海市行政学院学习。文革前，我曾任民进南市区委委员、民进市委会候补委员。“文革”后，我曾任民进南市区委会副主委、主委。1980年我当选南市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南市区政协常委会委员。1982年7月，我被南市区人民政府任命为教育局副局长，时代的需要将我推上领导岗位，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是我国的多党合作的重要体现。从教师到副局长毕竟是一个飞跃，无论在素质修养和领导艺术上都有更高层次的要求，更需要我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如何才能不辜负党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呢?只有在工作中进取、进取、不断地进取。我以许多领导同志为榜样，学习他们不分白天黑夜，不管严冬酷暑，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努力搞好本职工作。
1983年起，我当选上海市第八、九、十届人大代表。1986年起当选上海市南市区政协第七、第八届政协副主席，1993年当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自“文革”结束，民主党派恢复活动，我先后当选民进市委会常委、副秘书长，一度兼宣传部长。以后，又当选民进上海市委会第十、第十一届副主任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被聘为民进市委会名誉副主委。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也是一大优点，但其重要性有不少人了解得不多，甚至有些人讲什么民主党派是“花瓶”、“摆设”、“说了也白说”。从我切身体会，根本不是这回事，只要你说得对，提出的意见、建议有道理，符合实际，党和政府是很重视的，能采纳的尽可能吸收采用。
我担任市人大代表15年，差不多每年都有由我牵头的议案作为重要议案。我刚到教育局工作，由于才疏学浅，只能“笨鸟先飞”，首先深入调查研究，当时抓住我区存在的“入托难”、“入园难”的苗头，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摸清我区幼儿出生情况，从而预测出我区幼儿入托、入园、小学生入学乃至中学生入学高峰何时到来及发展趋势。1984年、1985年我连续两年在市人大会上提出“未雨绸缪，解决我市幼儿入园困难”的建议，因掌握第一手资料，所提建议有情况、有分析、有解决办法，建议有超前性，解决办法有可操作性，受到重视。市长办公会议几次将“入托入园难”列入会议议程，我所提建议好几项受到市府重视并采纳，后来南市区教育局得到六套住房作为奖励。
上海是我国的大城市，教育是一个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长期战略任务。为了确保社会教育能跟上形势，制订《上海市义务教育条例》是当务之急。市领导决定由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陈铁迪、副市长谢丽娟亲自率领包括市教育局袁采局长、张民生副局长及有关委办负责同志到上海县、南汇县及崇明县进行深入调研，我以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一起参加(全市只有一名代表参加)，然后又全程参加了《义务教育条例》的讨论制订。《条例》的通过，使我市义务教育的开展，特别是教育经费有了法律保障。当时上海市财政状况很紧张，教育经费虽有法律保障，有所提高，但缺口仍很大，我又积极参与我市建立“教育费附加”的争取工作，最终获得市领导同意，为改善上海教育设备、条件，发挥了一定作用。即使如此，上海教育经费仍然严重不足，我又牵头写了“呼吁市领导进一步重视教育事业，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议案争取到65位代表附议，影响很大，得到领导重视并采纳。朱镕基市长召开部分教育、文化、科技等界别代表座谈会，我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发了言。朱市长听了代表们发言后，当场答复了三个问题，其中两个问题是我提出的，代表们认为我的发言很好，要我写成书面议案提出。于是我提交了“及早发挥教育战略重点工作”的议案，审议结果“教育费附加”由1％增加到1．5％，这样当年教育经费增加了8000万。
1985年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由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改革开放经济研究班”，由市委统战部张耀宗副部长率领我们到广州、佛山、肇庆、中山、珠海及深圳等地考察学习。当时珠海及深圳两个特区起步不久，但其优越性已经呈现。通过学习、考察深受教育，启迪很大。返回上海，我深深感到上海这个城市布局很畸形，浦西地区太臃肿，对上海今后发展有很大制约作用。当时上海流行一句口头禅“宁要浦西一间房，不要浦东一套房”。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到浦东进行调研，同时利用到浦东联系工作或检查工作之机多做有心人。我发现浦西地区人口超过饱和，发展余地极少，而浦东发展空间大，回旋余地也广阔。同时外高桥地区可建深水港，只要中央给政策，浦东开发大有可为。1986年市人大召开，我提出“建立浦东特区”的建议得到23位代表附议，受到领导重视，被列为重要议案，为上海改革开放起了小小推动作用。浦东新区建立后，为了使新区更快更好的发展，紧接着我又提出“建议借鉴香港、新加坡已有经验，同时结合我国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已经取得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迅速制订有利浦东新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经济法规”，也被作为重要议案立案。
要使浦东新区快速得到发展，“过江难”这个拦路虎首先要解决。借鉴广东佛山等地集资或贷款建桥，收过桥费归还的做法，我提出：建设黄浦江大桥(即现在的南浦大桥)。“首先引进外资，如引进外资不成，建议发行地方建设公债，收过桥费归还。”建议受到重视，南浦大桥快速建成。我在南市区政协提出《我爱上海，振兴南市，为南浦大桥作贡献》的提案，受到领导重视。该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当时，我还兼任上海市老城厢书画会会长，立即发动书画家举办“为大桥作奉献义卖活动”。经过一年努力，筹得人民币50000元，全部捐献给大桥指挥部，获得好评。
1987年左右，上海市民的住房条件非常困难，教工住房困难更为突出，广大教师情绪不稳定，师资外流现象相当严重，我走访了几十户住房困难教工家庭。当即向市人大提交了“努力改善教工住房条件，稳定师资队伍的建议”，同时又将调查材料及书面意见送给民进市委会，作为党派提案向市政协提出。由于材料实在，所提措施具体可行，被市领导采纳，该提案被市政协评为优秀提案。
参政议政中，我紧紧依靠民进组织发挥整体功能，常常有意想不到的好处与效果。有不少同志向我反映，浦西地区建起一幢幢新大楼，往往该配套的绿化建设不到位，致使上海热岛效应日趋严重。更有对绿化有研究的民进会员向我提出由于绿化面积少，缺氧情况严重不容忽视，并当即写了“重视我市绿化建设”的书面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进会员王祥荣是环保专家，他提出的有关“环城绿带”方面的几条建议很有水平。我便将他的建议组织成议案，向市人大提出，被列为重点议案。再如上海蔬菜供应一度十分紧张，价格居高不下，广大市民情绪波动很大，不少民进会员纷纷向我反映，并希望我能及时向领导反映。我随之深入调研了解，发现“主要是蔬菜运输不畅，供产销体制存在问题，中间环节太多”，于是“建议通过立法使蔬菜生产、供应、销售纳入正常轨道，有序进行”。该议案也被列为重点议案。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没过多久，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我深深体会到发挥民进组织整体功能是参政议政重要一环。
1998年4月退休后，我担任南市区政协之友社副理事长，同时受聘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特约陪审员、特约监督员、市园林局督察员、市卫生系统行风评议代表和市卫生局监督员。1998年“五一”前夕，我被市纪委、市监察局、市纠风办评为“优秀代表"。我也曾任南市区海外联谊会理事、顾问等。目前我仍任市卫生局监督员、黄浦区海外联谊会顾问、上海老城厢书画会顾问等职，像我这样一位才疏学浅的人，之所以能有今天，能为党为人民作了一些好事、实事，完全是党和民进组织对我教育、关怀、培养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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