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15日傍晚，成锡锋同志刚从太原开完省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归来，即打电话给我，告知本月11日丁裕超丁老病逝的噩耗。我悲痛良久，蓦然难再说出话了。丁老的高尚风范，崇高品质，特别是对民进山西省委会几十年如一日所作的奉献，立即萦回在我脑际。
记不清与丁老相识的准确年月，似乎是在1961年民进太原市委会成立大会上首次与他会面。给我初见的印象是他为人谦和诚恳，雍容儒雅有长者之风，说话不多，但原则性很强。后来听人说他年轻时在家乡曾和党的地下组织有过密切联系，建国后本是民盟盟员，为了加强山西民进的领导力量，服从组织上安排才来到民进的。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见面的机会中断了。
1978年，民主党派的组织活动得以恢复，记得当时重新统计的太原市民进会员由原来一百七八十人减至一百一二十人。太原市委会重新选举领导班子，陈舜礼同志任民进太原市委会主任委员，丁老任民进太原市委会副主任委员。1982年8月根据会中央和中共山西省委指示，以民进太原市委会为基础筹建民进山西省委会，并成立筹委会，陈舜礼同志任主任委员，丁老任副主任委员。我作为筹委会委员之一，从此和丁老打交道的机会多了，见面次数增多，对丁老的认识也逐步加深起来。
丁老是位原则性很强的领导同志，经常对会员强调民主党派必须尊重党的领导，深入钻研党的统战政策，始终牢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民主党派”，这是根据中国革命发展历史和中国社会具体情况而产生的规律。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是民主党派成员的行动纲领，必须认真领会，充分体现。
丁老十分关心会务工作，为建立、发展和健全山西民进组织付出了很大精力。丁老曾对我说，“我已进入晚年，山西民进的工作，是我毕生中最后的一件大事，只能做好，不能做坏”。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80年我陪同他赴晋南一带发展组织，内定临汾市为工作重点城市之一，因为那里有一所高等院校，中学有七八所之多。但那时即使这样文化比较发达、知识分子又比较集中的城市，要开展民主党派工作也并不容易，最大的阻力是人们大多不了解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对民主党派要发展组织的目的，也为多数人不甚理解。因此我们白天忙于和有关学校的党组织及当地统战部门多方联系，交换意见，晚间则与准备发展的对象谈心，直至深夜，这样持续了好几天。我怕丁老年岁大，精力有限坚持不住，影响身体健康，便建议以后丁老负责联系主要部门与作为骨干力量发展的对象，一般部门和一般发展对象的联系工作就由我分担。可是尽管有了分工，丁老仍然昼夜忙碌不停，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还帮助我完成工作任务，像年轻人似的有使不完的劲。
在晋南，第二个工作重点城市定在运城，工作程序和内容与在临汾时大体相同。有一天，我们决定由运城南下永济县城，两地相距不足百公里，预计朝出暮返，时间足够。出运城市南下途中不久，便经过在晋南颇负盛名的古刹——解州关帝庙，我建议停车片刻，入内参观后再继续行车，但丁老主张工作第一，赶路要紧。记得当时我即对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会务上的作风肃然起敬，心中暗忖丁老实在是热心会务的楷模，应当把他这种高尚的风格，在我们会内永远发扬光大。
丁老是民进山西省委会第一届委员会的主任委员，1989年换届选举时，他因年事已高辞去主委就任省民进名誉主委。事过半年，一天我到他家中拜访，一见面他就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当前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日益深入发展，民主党派工作也必然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前进，这就需要年轻的一代打头阵，当开路先锋。半年前我辞退主委时还有点放心不下，现在看来辞退对了……”
丁老说这番话距今已有十七八年了，在这十余年中，在民进中央和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在民进山西省委会新的领导班子努力下，山西民进的工作呈现出一派生机，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丁老西去也有七年的时间了，他晚年为之费尽心血的事业，后继有人，民进明天的前途一定会更加美好。
（作者系山西吕梁高等专科学校退休教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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