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下学期，我在“旧温属六县联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任语文教师。是年冬，我应马叙伦先生之邀，前往上海拜访他。惜不遇，终未识荆。这件事，被卢孔阳同志写在《马叙伦》中，称为“尤其富于戏剧性”。但语焉未详，作点补充介绍，或许有其必要。
1947年2月，我和游寿澄、李德新三人，先后参加了中共闽浙赣省委城工部。后来李去平阳，我与游在永嘉县城（今温州市鹿城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介绍人陈雪仙同志返闽之后，即无消息（后查明是组织方面原因），我们不知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心中十分焦急。
我们三人，早就在《周报》、《民主》等刊物上，读过马叙伦先生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内战，倡导民主、和平的文章。真是酣畅淋漓，正气磅礴，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一时说不出来的话，很让我们敬佩、感奋。我们三人中，游寿澄最爱好书法。不知他从何处得知马先生不但文章出色，书法亦臻上乘，就去信请教。既得马先生复信，他非常高兴，出以示我。果然朱栏信笺，墨笔直行，字写的隽雅清雄，令人爱不释手。但我想，目前内战烽火，愈燃愈烈，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主不昌，独裁不倒，战争不熄，人民何处研墨走笔？我就写了一封信，寄给马先生，商谈时局走向。不久，先生来信，评论中有“南宋小朝庭”之喻。我以为南宋之际，是异族入侵，当今之世，乃人民革命，岂可相提并论？乃提异议。及再得先生来教时，未辩一语，即开列地址，约我去沪面谈。先生大度谦和，倾心相待，顿令我浮想联翩，设想赴沪一行，或可于先生左右，觅得党组织新的信息线索。但学期未满，无法弃教席离校，只得决定待学期结束，立即动身。
194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时局，经济崩溃，已现先兆。物价一日数涨，公立学校薪水也不能按时发放。到了年底，补发来的“法币”，计算一下，连去上海来回的路费也难满足了。但事有巧合，那一年，恰值《鲁迅三十年集》发行征订。我苦于无力订购，眼看限期将届，一时异想天开，去信要求，希望赊订一套，待有经济能力时，保证如数汇款偿还。去信不久，竟收到一部全套的《三十年集》，内附短简，说是依许广平夫人意，赠送的。我喜出望外，即修书致谢。学期临近结束，我没有收到新的聘书。同时，家中来信，说屋前屋后，时有特务行迹出没，嘱我不要回家。我自己既无栖身之所，《三十年集》更无存放之处。恰同校有一位叶姓职员，拟购《三十年集》，我舍不得转让，答应半价抵押给他，以后赎回。抵押所得，就托他代我买好去沪船票。当时惯例，轮船招待乘客膳食。于是，我去沪的费用无忧了。
永嘉名诗人陈仲陶先生，在上海有单门独院楼房一幢。其女素蟾，系我“简师”执教时的学生，曾邀我去沪寄寓她在北四川路家。住宿问题，也解决了。
抵沪次日，就按马先生所开地址，登门拜访。既找到，竟是一圈大围墙，铁门紧闭。铁门右内侧，有几间平屋，只得在旁边叫喊开门。其平屋向外侧，开有横阔的窗子。窗不高，嵌玻璃，有横转轴，可翻开。久之，从翻开的窗缝间，出现一位年约五十多岁的老妇人，问我找谁。我赶快答应，说是马先生来信约我见面。她说：“人不在这里，可到襄阳路××号去找。”说罢，就把横窗翻紧不理了。
我愣了一会，依照新址去找。依稀记得是法租界，道路宽阔，行人稀少，两旁都是洋房，路边多不知名的秃树干，道上树叶纷坠，寒风扑面。幸而素蟾用温州老酒汗招待，借着酒力，我穿着土织的呢大衣，聊可御寒。按门牌找去，寻到一扇小木门。一叩门，立即有一位中年男人来开门，进去原来是一间约六七平方的旧房子，还有一扇门通后面。我向他诉说来意，他叫我稍候，乃从后门出去，片刻，即返，很有礼貌地招呼我，示意我把夹大衣脱下来。他出手非常利落敏捷，只轻轻在我两肩一搭，就把我的大衣脱下，顺手挂在衣架上了。这时，我才奇怪自己身上并无寒意。环顾小屋里，也不见火炉炭盘。猛然省悟，大概是我这个现代“刘姥姥”，初次懂得都市里有“热水汀”吧。
跨出小屋子，是短短的厢房走廊。廊尽，石阶三级，拾级而上，就进入象温州习见大户人家的中堂样子的“厅”，平房，出檐，阶前有小天井，却不见正大门。这个“厅”里，放着三张双人沙发，两张小圆桌，右侧有开着的房门，悬着门帘。似乎掀开门帘，里面才是接见会客的地方。门帘附近，站着一名中年男人。沙发上错落坐着几位客人，估计都是来访者。我就近坐在一张沙发上，心里在嘀咕：约我远道来面谈，怎么要杂在好几个人后面等呢？又不便贸然打听，四下环顾，才看清二张小圆桌，各配一面圆玻璃，下垫蓝、绿色呢绒，玻璃上，各放一本“拍纸簿”，旁置一系有细绳的“自来水笔”。心想，这大概是供来客“留言”用的吧！人已在等了，还留什么言呢？猛然觉得自己不同于他们：身无分文，在上海学生家吃白食，能挨着等下去吗？坐不住了，就站起身来，往圆桌直奔过去，拿笔写下“留言”，交给站在门帘边的男人。我想：已在里面的客人一出来，大概就可能轮到我了。
不一会儿，门帘一掀，出来一位中年妇女，我以为是被送出的客人。不料，她却直接向我走来，我略带惊讶，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来者神情潇洒，无闺阁之态，有男士之风，自称是马先生长女，名“龙媒”。一听这二字，我心中一震，这不是杜甫咏画马图名作最后一句：“龙媒去尽鸟呼风”的首二字吗？注家说，龙媒者天马也。真是名门子女，连名字也取得十分脱俗而有气魄。有此一念，所以印象特别深刻。《马叙伦》作者卢礼阳说，他在核对史料时，马氏家族中无此人名。难道是我一时听错，误记了几十年吗？令人悬念，仍记以备考。
她从容恳切地告诉我：马先生于两三天前的夜间，临时被人接出，赴香港了。事出仓促，所以无法等你来。临行时，先生反复叮咛，说有浙江永嘉一位姓吴的青年来，应向其说明情况，告诉他不必滞留上海等待。言辞委婉，言语中透露出遗憾与关怀之情。我默然听着，从她没出来送客这一点上，推断她是看了我的“留言”，特意抽空直接找我谈的。她的一席话，于细微处见精神。使我理解先生在匆忙离沪之时，竟还惦记着数千里外素昧生平的一个小青年，恕其耿直，念其安危，顿感一位长者的宽厚真诚之情，涌动胸怀。我与先生虽未觌面，先生之风，仍令我心仪不已。
没有见到马先生，当然十分惆怅惋惜。但这是国民党特务迫使的，我也只能带着遗憾与无奈告别而归了。
半年后，联系上平阳党组织关系，乃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直到温州解放。
我于1984年入会，介绍人是马骅同志，1947年他也在“旧温属六县联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教语文，与我是老同事。
（作者系浙江温州师范学院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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