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终于加入了民进组织！
1966年开始，我就坚定了加入民进的信念，成为一个真正的民进人，30年间这个信念从未动摇过。
<center>入会梦想搁浅</center>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大专院校和中学停课闹革命。中学生张扬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是手抄本。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学生中广为流传，大家纷纷传抄、争相阅读。小说的主人翁丁洁琼，第一次和她的男朋友握手后，由于家庭出身等种种原因不得不和她的男朋友生离死别，侨居海外。沧海桑田，当她从国外归来和她当年的男朋友第二次握手时，已人到中年。我被小说主人翁的情感所打动。大家都在传说丁洁琼就是民进中央的雷洁琼。我信以为真。（实际上丁洁琼是自然科学家，雷洁琼是社会科学家）。中学时代读过一本关于雷洁琼的书，了解到雷洁琼出生在一个新思想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开明人士。雷洁琼从小就没打上封建思想的烙印，不裹足，可以和男孩子一样上学读书，可以和男孩子一样上房揭瓦，爬树掏鸟窝，性格豪爽仗义。青年时代为寻求民主，建立民进组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流血牺牲，最终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女性。我喜欢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主人翁丁洁琼，更加佩服雷洁琼，甚至有点崇拜。从此就萌发了想和雷洁琼在同一个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梦想。我一定要加入民进组织，但是又听说要想加入民进组织很难，必须具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才有资格。所以我当时想，一定要考上大学，具备条件后就申请加入民进组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又剥夺了我上大学的权利，大学不招生了，中学生全部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我想加入民进的美梦也从此搁浅。
<center>为理想努力不懈</center>
1968年，我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从事教育工作整十年。我热爱教育事业，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我深知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得有一桶水的道理，我要为人师表，学高为师，身正为表。由于我的敬业，我带的班级被评为“先进班级”，我被选为“人大代表”。
结婚后生了我的女儿。当时国家政策是男职工分房，女职工不分房，我领着孩子没有住处。而我的丈夫，他父亲年轻时留洋日本，文化大革命时说是里通外国，受父亲的牵连，大专院校毕业时被发配到边疆支援三线建设而不能调回来。无奈，我不得不告别我的亲人，告别我倾注了十年热血的教育事业，告别了我心爱的学生，来到了西北边陲宁夏，从此改行在中国工商银行工作20年。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唯有工作才能觉得身于集体之中，忘记了我身在他乡的孤单。同事们也在问我：“你怎么能不是共产党员呢？”我不回答，心想难道我不更像一个民进会员吗？
陕西财经学院是央行的一所金融大学，在银行系统招生，不受年龄限制。想起了年轻时我想加入民进的美好愿望，“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竟然不招生了，心中很是不平。于是我报名参加了考试，没想到在宁夏金融系统我一举夺冠被录取。当我走进大学课堂时，大家一齐把目光投向我，不知道我是老师还是学生。1992年，我45岁，取得了陕西财经学院金融专业的大学文凭。
<center>我成了民进的人</center>
毕业后我回到银行，在微机监督系统工作，工作的位置显得尤其显赫和重要，我感到生活很充实。时光已经过去了30年。我现在已经具备了加入民进的基本条件。虽然我在教育系统工作了10年，在金融系统工作了20年，但我对教育事业的感情永远也割舍不断。于是我鼓足勇气来到了宁夏石嘴山市民进市委会，郑重地递交了我的入会申请书。很快民进中央备案批准我加入民进组织。那时雷洁琼还是民进中央主席，我在想，我加入民进组织，也许是雷洁琼主席亲自批准的。
加入民进组织后，我的面前呈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支部、总支、市委会经常组织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每次参加组织活动，我都兴高采烈，特意到理发店梳妆打扮一下，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像过节一样。总支举办的联欢晚会，有服装表演、舞蹈、即兴书法、独唱。我把市委会全年的好人好事，年终评选的先进个人，全部串联起来，编成快板，边打竹板边说唱，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都在夸赞我，我的自尊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每年的九九重阳老人节，市委会必定把退休的老年会员召集到一起会餐。举杯把盏，互相祝福，谈笑风生，尽情表达自己。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但大家还是铆劲地鼓掌，哈哈大笑。
市委会推荐我当环保局的检查监督员，我随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走访了全市环境污染严重的冒烟的小企业、小煤厂、不安装烟囱的饭馆、餐厅，督促责令他们限期整改，收到很好的效果，深受其害的附近居民拍手称好。
<center>事业的第二个春天</center>
市委会邀请本市的全国劳动模范做报告，真人真事就发生在身边，对我有了很大的震撼力。我想退休以后不能无所事事，拿着退休工资混一天少一天，未老先衰。为社会为他人做点贡献的机会很多，就看你去不去做。在市委会老主委的启发引导下，1998年我到工商管理局领取了营业执照，办起了旅馆和浴池。已经开办了七年了。七年来，我的私营企业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由过去的120平方米的平房发展到现在的333平方米的两幢二层小楼。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和70年不变的土地使用权证。楼上楼下开旅馆，大院里盖起了浴池，生意兴旺发达。
住宿旅馆的旅客人龙混杂，我清醒地认识到，我是民进会员，在组织的人，我的旅馆是否正规，是否按旅店业规章制度办事，不仅代表我个人的形象，同时也代表民进成员在周围群众的评价和影响。我对旅馆加强管理，严格把关，前来住店的客人详细登记身份证件。
一天，前来我处住店的三位客人出示身份证件时，我无意中发现他们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和不知是真是假的一支手枪。我与提前和我打过招呼的警官联系，结果就是正在追捕的宁夏的一桩大案要案嫌疑犯窦氏三兄弟。
从河南远道而来的一位六十开外上了年岁的客人，住进旅馆后，浑身发抖，一头扑在床上，病得不轻。他是河南某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由于责任事故，锒铛入狱。六年后出狱，老伴去世，唯一的儿子远走他乡。他是千里寻子来了。不知道儿子的详细住址，只听说儿子在宁夏石嘴山市做小生意，烤烧饼卖。他儿子大名叫李丰收，小名叫“心乱”，“文化大革命”心烦意乱的时候出生的。这位父亲千里跋涉，病得有气无力了，哪有能力去找儿子。我只好替他到处打听他儿子的下落。我骑着自行车把全市大街小巷烤烧饼的摊位找了个遍，没有叫李丰收这么个人。我又把所有的饭馆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李丰收。一个星期过去了，老人病倒在旅馆里望眼欲穿，我天天请医生给他打针吃药，安慰他一定能找到他儿子。我又着急又害怕，正在我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开面包车的师傅告诉我，他认识一位蹬三轮的人叫李麦收，河南人，他父亲就是一位建筑工程师。我见到这位李麦收，冷不丁就喊：“心乱！”他立即转过头来“哎”地一声答应着，我一看这位李麦收就是李丰收了。李丰收高高兴兴地把父亲接回家，老人千恩万谢。
开店七年来，每年每月都有类似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发生。我为那些需要帮助，需要温暖的人献出了爱心。我也充分地认识到我做为一名民进组织的成员，要洁身自律，对自己要高标准严要求，只能给组织增添光彩，不能给组织抹黑点。我虽然退休了，但我仍然是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我迎来送往客人，时光在忙忙碌碌中过去。往日的寂寞和孤单荡然无存。我看天天有情，看地地有意。宁夏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塞上江南就是我实现自身价值的用武之地。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我终于找到了自我，我为我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感到高兴，我为我是共和国的合法纳税人而感到光荣，我为我是一名纯粹的民进会员而感到骄傲。
（作者系石嘴山市民进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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