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非常高兴这样一个盛会在我们苏州召开。请容许我代表苏州中学全体师生向你们的光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感谢大会给我提供了向各位汇报的机会。

    我想首先向各位汇报我们苏州中学的校训、校风及其传承。

    台湾大学前校长虞兆中先生1930—1933年就读于苏州中学。虞兆中先生在台大校长任内强调通才教育，促使台湾对通识课程的重视。究其本源，他的这一认识来自于苏州中学给他的教育。虞兆中先生晚年对苏州中学有如下评价：

    “1930年代的苏州中学因有不一样的创校校长，于是有寓意深长不一样的英文校名。有能够发扬光大前人办学理念不一样的继任校长，更有尽情教学才智卓越不一样的多样教师，有能自律自爱、奋发好学的学生，于是形成教师所编《高中英文选》风行全国，学生的《学术汇刊》进入大学图书馆，校门不须门禁，校规罚则不彰的不一样的学府。

    大半世纪后同学们相聚，谈起母校，无不认为这所当年不一样的苏州中学，即使不是世界顶尖的中学，也应该是世界最有特色、最好的中学之一。”

    虞兆中先生所说“寓意深长不一样的校名”一事，他自己曾有过下列说明：

    “我就读时，苏中的完整校名是“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英文名称则为Soochow  Academy。Academy初用于古希腊雅典郊外柏拉图所设的讲学所。美国的富兰克林于革命时期也曾在宾州创办以Academy为名的学府，以别于欧洲传统的拉丁文法学校。苏中不取当时习用的Middle  School或High  School，而以Academy命名，谅是第一任校长汪懋祖先生所订定。由这命名可见汪先生的视野和重视学术的情怀，当然亦表示他办此校的向往之所在。”

    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苏州中学的创始人——汪懋祖先生的景仰与推崇。

    冯元桢先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院及工程院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于1948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为该院航空学教授。1966年他从加州理工学院转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从航空学转到生物工程。他结合力学方法和生物学方法，研究不同层次生命体结构和功能的定量关系，创立了生物力学，被誉为“生物力学之父”。冯元桢先生1934——1937年就读于苏州中学，他在为《百年苏中》一书所写的专稿中说：

    “苏高中不仅能维持高标准，尤能对小小年纪的孩子们进行自习教育，用诱导，不用高压，不拼命刺激。其眼界与手段之高，非同小可。后来我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任教二十年，那边的学风竟与苏高中相似。1966年我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创办生物工程，又三十八年了，就用这种方法，归根结底，还是当时苏高中精神的延续。”

    由此可见，苏州中学自有其与众不同的校风，值得我们后来者好好研究，认真传承。

    一、“先忧后乐”是苏州中学当仁不让的校训

    苏州中学1933——1935年在任的吴元滌校长在为1935届苏中毕业生《毕业纪念刊》所写的《弁言》中说：

    诸君在此三年六学期中，对于学校之历史，景仰必深。范文正（范仲淹）之“先忧后乐”，胡安定（胡瑗）之“经义治事”，在我校为校训，在社会为典型，在国家为国是。

    由此可证，苏中从建校之初即以“先忧后乐”为本校校训，且对校训定位标准极高，从“苏中——社会——国家”这三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考虑，审慎的选择。苏州中学刚刚举行了“府学千年，新学百年”的庆典，回顾她所走过的辉煌历程，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先忧后乐”作为校训，在苏州中学百年的办学历史中所发挥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出将入相”的范仲淹是苏中千年办学的精神领袖。

    我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和学校都是养士取士的途径。但学校的地位远不及科举重要。唐代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科举无真才实学，必须兴学以育才，将科举与学校结合起来，对科举提出改革的主张，同时提出了兴学的办法。

    到了宋代，范仲淹（989——1052）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首倡兴学。他认为只考试不教育的办法是不问耕种只求收获，在天下太平的时期不抓教育，更待何时呢？抓教育必须抓两件事：一是州县立学，并改进太学及国子学，应科举考试的人必须先接受相当程度的学校教育；二是改革科举，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于是宋仁宗下诏州县皆立学。

    这次“庆历兴学”是对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对封建科举考试制度也是一次实质性的改革。可惜的是，范仲淹不久即被排挤出中央政府，“庆历兴学”即告失败。州郡兴学之诏，虽然没有撤销，但只留下空名。科举考试仍按原先的制度进行。

    范仲淹在提出“庆历兴学”的改革主张之前，就已经在其主政的地区进行兴学实验。仁宗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在苏州兴办学校，选择南园之地作为校址，办起苏州郡学。

    史书记载，当时的苏州郡学“广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斋室”，学生仅有二十余人，有人说学校规模太大了，范仲淹却说：我担心以后会嫌地方太小。可见他办学志向高远。

    范仲淹延请当时著名教育家胡瑗（993—1059）主持苏州郡学。

    胡瑗，人称“安定先生”，是宋代学术方面的开创者之一。胡瑗治学刻苦钻研，专心致志。他在苏州郡学执教时，改变当时重视辞赋的学风，而注重经义及时务。当时苏州郡学设经义、治事二斋，相当于后世学校的两个专业。经义专业讲求“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学习内容是“讲明六经”；治事专业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学习内容是“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总的原则是，经义研究基本理论，治事研究实际措施。

    胡瑗教学主张“明体达用”，反对当时教育内容空疏、讲求形式的弊端。他的具体做法是：重视师生关系，教师爱视学生为其子弟，学生信爱教师如其父兄；重视礼乐教育，学习之余，琴瑟之声响彻内外；重视学生兴趣教育，培养学生政治、军事、文艺、修养方面的特长，教育效果很好。

    苏州郡学在全国声名远播。但胡瑗教育学规严整，许多学生不能适应，常常违反规定。为支持胡瑗办学施教，范仲淹特地把儿子范纯佑送来郡学上学，给同学们作榜样。当时，范纯佑不过十来岁，是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但他尊师好学，遵守校纪。其他学生看到他如此笃学守纪，都不敢做违纪的事。

    明代大学士徐有贞在《苏州郡儒学兴修记》中称赞说：我们苏州，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

    苏州郡学是苏州最早的公立学校，也是苏州中学传承有绪的前身、渊源。苏州中学的校址即在原苏州郡学内。从北宋郡学、府学，到紫阳书院，到江苏师范学堂，到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到苏州中学，至今已971周年，清季办新学至今也已一百周年有余，其间，校址不变，文化薪传不绝；校名屡易，教化传承未断，使得苏州中学成为中国教育史上办学历史最长、影响广泛深远的名校之一。明代宰相、苏州人王鏊说得好：“苏学之创建自宋范文正，而胡安定实始教焉。其流风余韵，尚有存者，继今教于斯者，其必曰：文正之遗，吾敢惰厥！”

    范仲淹是北宋名臣，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令人敬仰的贤士能人，他在《岳阳楼记》一文中写下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格言；他又是苏中千年办学历史的创始人，自然应该成为苏中学生的精神领袖，在他这种爱国、爱民思想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的苏中学子以“先忧后乐”为己任，把民族、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在社会上赢得广泛好评；苏州中学当仁不让，以“先忧后乐”名言为校训，充分体现了这所中华名校千年以来一贯的办学理念与传统，进入21世纪后，苏中广大师生正以日益丰富的办学理论与实践赋予“先忧后乐”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虽然国内有多所中学以“先忧后乐”为校训，但我们认为，从苏中与范仲淹割不断的血缘联系与历史联系来看，只有苏州中学可以当仁不让地理所当然地以“先忧后乐”为校训，这恐怕是中华学校（包括高校）中历史最为悠久，具有最重要的人文历史意义，与学校关系最为贴切的校训。

    二、吕叔湘把苏中校风概括为“立定脚跟处世，放开眼孔读书”

    一个学校的校风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总有其灵魂。苏中校风的灵魂集中体现在“处世”与“读书”两个方面，吕叔湘先生的题词“立定脚跟处世，放开眼孔读书”可谓抓住了关键。

    国际著名力学与数学家钱伟长1928——1931年就读于苏州中学。当时，以他四叔钱穆先生为代表的苏州中学的师资就以“学高、身正”名满江南，钱伟长在《百年苏中》“序言”中回忆说；“苏高中成立后，校长、教师都是新聘的，理科教师几乎清一色都是东南大学的讲师，文科教师都是在地方上聘的，像我的四叔国学大师钱穆就被聘为国文首席教师，沈同洽是英语首席教师，杨人楩是历史首席教师，还有吕叔湘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国内各大学的名教授。”

    苏中首任校长汪懋祖先生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