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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成在纪念马叙伦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民进北京市委会副主委、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刘新成
民进北京市委会副主委、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刘新成

    会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不久前通知我,希望我在纪念马叙伦先生诞辰120周年的会上代表教育界作一个发言。我很立刻答应了,因为马叙伦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我很愿意利用这次准备发言的机会,重温马老光辉的一生,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学习。

    在重读马老生平事迹的过程中,最令人感动的是马老的人格。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时间有限,所以我想,作为教育界的代表,今天我只就马老的人格对当今教育的启示谈两点。第一,是怎样的教育塑造了马老的高尚人格,从中可以获得怎样的启示?第二,像马老这样高尚的人是怎样对待教育工作的?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

    先谈第一点。关于马老的人格,许主席在纪念马老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在马老一生中,有无数次飞黄腾达的机会,只要马老略略低下高昂的头,向反动势力挪近一步,就可以改善境遇,太平舒适”。这句话鲜明地昭示了马老的义利观,而这正是马老人格中最具魅力的一点。他一生中有无数次当义利之间发生冲突时,马老总是毫不迟疑地、明确、决绝而彻底地选择义,放弃利,即使有时稍作让步便可以二者得兼,他也从未让步。比如青年时代他仗义执言,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同学鸣不平,为此被开除学籍而无怨无悔;又如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而遭到软禁,一般人对章避之惟恐不及,马老却冒险前去探视,并苦心劝告绝食中的章先生复食,他自己则以愤而辞去北大和医专教职抗议袁的复辟,因而时称“挂冠教授”;再如“五四”运动期间,马老只身闯入法学院看望被拘捕的学生,义正辞严地拒绝胡适等人迁校上海的主张,明确表示,北京的确黑暗,但正因为黑暗才需要留在这里奋斗;马老作为教师领袖曾走在北京大中学教师“索薪游行”的前列,被反动军警打得血流满面仍呐喊不止;20年代初任教育次长期间,马老冒险保护过李大钊同志;抗战时期,任伪教育部长的汤某请马老出任伪北大校长,马老尽管生活窘迫却严辞拒绝:“我岂能回到敌人刺刀下去混饭吃?”汪伪政权的立法院院长,马老的学生陈公博送大米接济马老,也被马老拒之于大门之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长由于马老声望而请他当参议员,被马老轻蔑地拒绝;在众所周知的1946年“下关惨案”中,马老是请愿团的首要人物,也是受伤最重的一位。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重温马老这些事迹时,我一直在想,是什么精神支撑着马老的为人行事?这种精神从何而来?我以为在马老书于1947年的遗嘱中可以找到答案,即“求仁得仁,无所归怨”这八个字。立遗嘱次日马老致行政院院长张群的信为这八个字做了进一步的注解:“至伦立身,本末不移,贫富威武,无动于衷,达观早成,生死一致,自今以拥疾之躬,待命陋巷之内,捕杀不辞,驱胁无畏”。以求仁行道为毕生追求,而且为此甘愿舍生取义,捕杀不辞,那么他当然不会在义利冲突面前犹豫难断。这种“求仁得仁,无所归怨”的思想从何而来?我以为从马老的个人历史来看,主要是来自于优秀的中华文化,来自于马老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因此我想,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如此优秀的内容,而且确曾发挥着如此出色的教育作用,我们今天实在是应该好好利用。

    再谈第二点,马老作为一个高尚的人,他是怎样对待教育的。我觉得有三点对今天有启示意义。

    第一,热爱学术,潜心治学。从事教育一定要钻研学术,否则便没有从事教育的资本。但钻研学术的人对学术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真心热爱学术,一心一意以钻研学术为乐,另一种态度不是热爱学术本身,而是热爱学术后面的东西,也就是钻研学术所能带来的各种利益。马老显然属于前一种人。他在北大授业前后21年,实际执教13个学年,期间讲授了《中国哲学》、《宋学》、《老庄哲学》、《道家哲学》、《王阳明哲学》等10多门课程,他所讲授的内容,都是他深入从事哲学、语言文字学和经史方面学术研究的成果。马老的代表作《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总计30卷,共240万字,不仅受到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激赏,也在学术界获得高度评价,体现了马老高深精湛的学术造诣,而且这部著作是在沦陷期间,在贫病交加的境况下完成的,于此可见马老对于学术的热爱与忠诚,这一点足资晚生后学们学习。

    第二,高度重视对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并且以身作则。马老虽然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但就其本性而言,他更愿意潜心治学。辛亥革命中,他在参加了光复杭州的斗争后曾说,“我本来不晓得政治,不过推翻满清好像是我不能辞谢的责任……现在满清推翻了,我还是做教书匠,在我的岗位上工作吧。”随后便辞去省都督府秘书和印铸局局长的职务,到浙江省第一师范教书,并称此举为“还我初服”。以后每当国家危难,马老总是挺身而出,参加斗争,也支持学生积极参加爱国救亡和民主解放运动。五四时期,马老曾出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和北大教职员会主席,带头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一·二九运动当中,马老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鼓励学生“以赤血洗白刃”,作民众的先驱,救国的斗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聘马老在教育部任职,马老虽热爱教育,但认为当务之急乃是反内战,争民主,因而没有接受聘请,反而对蒋介石政权口诛笔伐,对民主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马老在教育岗位上身体力行的社会责任意识,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三,见识高迈,目标远大,不追求一時政绩。解放前夕和任新中国教育部长、高教部长期间,马老一直在思考大学机构调整、课程设置改革的问题。但他在提出彻底改革的同时,又特别主张教育改革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反对仓促行事。他提出的让工农大众在文化上翻身的思想,他对师生健康的高度重视,他有关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呼吁,他倡导的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要务的主张都不是追求“显示度”的作秀之举,而是真正以育人为本,对中国教育事业负责任的意见。

    马老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渊博的学者,又是成功的教育家,而造就了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并被这三种身份统一于一体的就是他的高尚人格。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马老不仅是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代表,也是后世所有治学者和教育者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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