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中央名誉副主席楚庄
<center>民进中央名誉副主席 楚庄</center>
<center>2005年4月28日</center>
今年4月27日是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我会创始人马叙伦先生诞辰120周年。
马叙伦先生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八十余年的人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作为学者，他著述等身，同时忧国忧民，奋身投入中国革命的时代洪流之中；作为政治家，他既看到了旧政府的腐朽，并与之展开过坚决的斗争，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从而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作为一代学术大师、近百年中国伟大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先驱，在他的身上，汇聚了太多历史和传统所期许的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正是高山仰止，他是我们全体民进会员的楷模。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士要养浩然之气，在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刻，“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生命固然可贵，但为了国家、民族的大义，可以置生死于度外，可以慷慨赴死。古代多少志士仁人，曾经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感人诗篇。
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马叙伦亲眼目睹了清王朝的腐败和丧权辱国，从小就萌发了爱国意识，具有了革命思想；1911年，26岁的马叙伦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自此踏上了不断革命的征程。同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民主革命先驱一样，马叙伦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从奋起讨袁、投身“五四”，到领导“索薪”运动，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面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疯狂镇压，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威武不屈，表现出为民主事业、为民生奋斗的无私无畏精神。
抗战胜利后，当国民党当局对民主人士大肆加以迫害之时，马叙伦为了民族、国家的大义，坚决与之抗争，置一己荣辱生死于度外。1947年10月30日，他写下遗嘱，“余如遭逮捕，必无幸生。求仁得仁，无所归怨。”第二天，又致函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张群，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郑重声明：“至伦立身，本末不移，贫富威武，无动于衷，达观早成，生死一致。”马老这种临危不惧，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献身革命的高尚情操和革命精神，来源于源远流长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民进的后来人学习、继承和大力弘扬。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讲求气节。古有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近有朱自清致死拒食美国救济粮。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文天祥曾经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诗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有的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的战场，有的身在沦陷区，以不同的方式与日伪斗争。如梅兰芳蓄须明志，梁思成辞去教职，齐白石闭门谢客，等等。马叙伦八年抗战时期，身处“孤岛”上海，他坚决不与敌伪合作，生活失去来源，只能靠些许的稿费和朋友接济为生，一家生活处于窘困之中。就在这样的困境中，他却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少年时的结义兄弟，有四十多年交情的汤尔和作了汉奸，当了伪政府的教育总长，派人送来请马叙伦出任北大校长的邀请函，马叙伦义正词严地拒绝：“我是为了抗日救国而被迫离开北大的。现在敌人全面进攻，国难严重，我岂能回到敌人刺刀下去混饭吃？”汪精卫的心腹、后来是南京伪政府立法院院长的陈公博，也是马叙伦在北大的学生，对马叙伦进行拉拢，派人送去大米、现金，劝其投敌，被马叙伦坚决挡回——“饿死不食周粟”。马老做诗明志曰：“人向书中老，贫从不屈来。”因此，陈叔通先生赠诗“贫为儒者分，不改岁峥嵘”——安贫是知识分子的本分，赞扬他的书生本色。许嘉璐主席评价他：“‘贫从不屈来’，这是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普遍现象，马老不愧为其突出典型。”马叙伦是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
古代读书人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但讲气节、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无条件地出仕做官，“邦有道则仕,”。如果说旧中国政府的反动、专制与腐败让马叙伦奋起与之抗争，那么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的各项主张则让马叙伦深深地折服，新中国的欣欣向荣让马叙伦看到了希望，从而更坚定了他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里，马叙伦终于可以以自己的才华和学识，一展报国之愿了。解放后，马叙伦身上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可贵品质的另一方面：为民为国，废寝忘食，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跟着共产党走”是马叙伦奋斗了一生最后得出的结论。马老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在追求真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以及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挚友。在早年，马叙伦作为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和朋友，曾经并肩战斗，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索薪”运动。他还分别掩护过李大钊和陈独秀躲过反动军警的逮捕。 “四·一二”政变以后，他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前后，为了阻止对红军的围剿，打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受共产党人的委托两次入川、劝说四川军阀刘湘采取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立场，减少了川军对红军和张学良部队的威胁。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集团积极准备打内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他由衷地赞成，认为这才是中国的光明之路。他经常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为民族命运大声疾呼。他和共产党人王绍鏊、林汉达及其他一批民主人士一起，团结了上海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力量，组成了拥护共产党政治主张的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中共并肩战斗迎接光明的到来。中共“五一”宣言发表以后，他立即写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表达自己对即将到来的人民的 胜利的由衷喜悦。他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五一”宣言的主张，积极投入到筹备新政协的活动中，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与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并肩战斗、合作共事过程中，马老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下关事件中马老受伤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闻讯赶到医院探望，毛泽东和朱德从延安发来了慰问电。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关怀和正确主张深深地打动了马叙伦，他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正是在与共产党并肩对敌的征程中，在共同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马叙伦坚定了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
马叙伦早年参加同盟会，仰慕和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1924年底，孙中山为争取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扶病北上，马叙伦到车站热情欢迎，并进入火车见到了孙中山。以后又积极参加孙中山的治丧活动。建国后马叙伦有追怀孙中山先生诗，诗中说：“先生毕竟是人豪，天下为公字字敲。思想每随时代进，坚贞不为大风挠。” “思想每随时代进，坚贞不为大风挠”既是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精神的概括，同时也是马叙伦自己一生追求和实践的写照。马叙伦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直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每个历史发展和转折关头，马叙伦都接受先进思想，随着时代进步，站在时代的前沿。马叙伦这种与时俱进、永远前进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他忠贞不二的气节、操守、风骨，都是马叙伦留给后人，留给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精神遗产。
马叙伦能够成为中国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驱，成为带领全体民进会员不断与时俱进的核心，是与他的品质和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分不开的。许嘉璐主席曾经说过，“民进的前辈，是一本读不完的大书”。读这本大书，我们后来人能从中汲取营养和动力。读懂了马叙伦这本大书，也就能明白中国的知识分子，理解他们的追求与理想，也就从根本上理解了中国的多党合作。
在21世纪，由中国共产党与马叙伦等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开创的多党合作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的颁布实施，使这项合乎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作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必将在新世纪、新阶段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重温马叙伦先生走过的历史道路，学习他的品质、弘扬他的精神，承担起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任，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学习马叙伦先生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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