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生李春晓
<center>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生 李春晓</center>
<center>（2005-4-28）</center>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上午好！
我今天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
视野开阔·体察深切·见解精辟
———马叙伦先生的语言文字学成就
2002年9月我到华东师范大学上学，入学后不久，我的导师许嘉璐先生布置我阅读马老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在阅读过程中我领略到马老的博大精深，时刻感受着马老勇于追求真理，为学术坚持不懈的伟大人格魅力。2003年上半年度我以“《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研究”为题目申请到福建省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经过近三年来的学习和研究，目前已经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马叙伦“六书说”研究》，这只是马老著作中的一个突出方面，他对语言文字学的贡献之大不是我一篇论文所能容纳的，对马老的语言文字学思想的研究我将继续下去。
他的研究视野相当开阔，除了语言文字学之外，他还有大量的史学、哲学著作留传于世，很受史学和哲学领域里的专家学者们的好评。每读一部书每研究一个问题，他总细细体察，经史结合，触类旁通，提出精辟见解。现在我将向各位汇报马老的语言文字学成就。
一“《说文》学”的成就
《说文解字》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这是“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奠基之作，东汉许慎花费半生心血才完成的。淸朝乾隆时代崇尚经学，搞经学的必须先通小学（文字学），就有许多学者研究《说文解字》，写了许多关于《说文解字》的书。但是到二十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动乱年代，社会上流传着“汉字落后论”的说法，汉字改革的呼声特别强烈，这种情况下马老认为对祖宗留传下来的东西没有做很好的研究就去废除它，不合理也不合情，于是他也就从文字学奠基之作《说文解字》入手研究。
马老的“《说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说文解字研究法》、《六书解例》和《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下简称《疏证》）这三部著作。
《说文解字研究法》可以说是马老写《疏证》的预备材料，1926年9月完成。全书七十二篇，分门别类，内容极为丰富，把《说文》的各个方面都谈到了。《六书解例》则是马老所写的普及性读物，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从1911年开始动笔写作，到1957年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疏证》之前，马老数易其稿，可以说这部著作凝聚着他毕生的心血。《疏证》乃总结性巨著，发展了许慎的《说文解字》，结束旧“《说文》学”研究，形、音、义多创见。
蒋善国先生在《汉字学》中评价《疏证》提到：《疏证》联系古音，明其音转，研究转注甚为精辟，对于假借亦多归纳。从“《说文》学”的发展史说，《疏证》是一个殿军和冠军，它把《说文》向前推进了一步，发展了《说文》，而数百年来盛行的“《说文》学”运动，也就从此告终了。它总结淸代“《说文》学”运动的总成绩，结束了“《说文》学”运动，注疏《说文解字》，将一去不复返了。
赵振铎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评价道，马老“这部书可以认为是本世纪整理《说文》的总结性著作”。何九盈先生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也如是说过，《疏证》是标志着20世纪《说文》研究成果的总结性的巨著。韩伟先生《六书研究史稿》中认为“它发展了许慎的《说文解字》，总结了《说文》学研究的成果，从而也结束了旧的《说文》学研究。”
马老总结和发展前人的“六书”说成果，这是马老最杰出的贡献。得众贤启示，发展“六书说”研究，马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问题，综合各家之说，去伪存眞，弥足可贵。如他自己所言，除形声一书外，其它各书均有新发现，这可以说是他为他同时代和身后的学者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线索，有些见解可以说很有真知灼见。他自圆其说，“足可为一家之言” 。
二、古文字学的成就
《跋石鼓文研究》除了研究和考证石鼓文的时代，文中还探讨了十鼓的次第问题，对石鼓文字也详加考辨。此文写于1934年1月30日，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1937年第18、19期合刊。
《孙籀庼先生校攟古録金文迻记叙》写于1956年2月5日。马老从张文白先生借读了孙诒让先生的《手校攟古録金文》九卷，而后与孙诒让先生商讨学术问题，文中还提出治金石文字的方法和治学的门径。
《石鼓文疏记》、《读金器刻词》则是马老的古文字研究集大成之作。《石鼓文疏记》提出“六书”可以用来分析金石刻辞，同时他介绍了多个版本的石鼓文。此书主要对102个字逐加疏证。或作版本校勘、或从字形、字音和字义多方面入手逐一整理。《石鼓为秦文公时作物考》对石鼓的年代作了详细的考证。《读金器刻词》是马老读了孙诒让《手校攟古録金文》九卷而写的专门研究钟鼎文字的著作，本书于1940年起在《学林》杂志分期用作者手稿影印发表，出书则据原印本略为调整版面影印出版。
除了对甲金文字进行详细的考证工作之外，他博引甲金文字，考证《说文》形体，将《说文》和古文字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读金器刻词自序》也强调金石甲骨之文字是研究汉字所不可忽视的重要材料，研究《说文》可以取金石甲文参校比详。《疏证》中有“章太炎来信”，讲到“戒以彝器伪物不可信”，不过马老整理《说文》，每逢不得其解处，则利用金石甲骨之书参校比详，每次能有新得，故马老以为“是则金石甲骨之文字，必为揅究吾国文字者，所不可忽焉者也。”
《疏证》的“凡例”明确说明，“本书所録金石甲骨之文，率取自容庚《金文编》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高田忠周《古籀篇》朱芳圃《甲骨学》等著。”实际利用材料还包括吴大澄、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叶玉森、于鬯、王襄、胡光炜、林义光、丁山、郭沫若、唐兰等等。
《说文解字研究法》和《六书解例》等也引用甲金文字考证《说文》小篆，同时马老亦借助《说文》小篆来考释甲金文字，如《石鼓文疏记》和《读金器刻词》内多处提到“详《疏证》”。所以说，马老善于贯通《说文》和甲金文字的联系，将二者互勘。研究甲金文以《说文》为主要工具，反过来，又用研究甲金文的成果，来纠正《说文》的谬误，而且能发现了古文字的变化规律。
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则重点项目《古文字诂林》是贯通古今的古文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综观已经出版的数册《古文字诂林》，它的每一个字头下均收录《疏证》的考证内容，亦收录了《读金器刻词》的研究成果。
三、结 语
除了“《说文》学”、古文字学外，马老对音韵学也颇有研究，可谓视野开阔。解放以后，马老也为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出谋划策，《中国语文》1953年第6期马老发表《学习斯大林的语言学说（纪念《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发表三周年）》（3~4页）。文中称：
过去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多半是自然进化论加上实证主义；运用唯物的历史主义的发展观点和唯物辩证法到语言文字研究上来的是很不够的。
……
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运用它来解决实际问题。在运用斯大林语言学说来解决中国语言学和文字改革上的实际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极端慎重地从中国语言文字这一客观存在中的实际问题出发，仔细考虑我们的具体条件和苏联的以及其它国家的有什么不同，然后再学习斯大林式的研究语言问题的方法来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样才能用中国语言文字的丰富生动的发展变化的事实和它的规律性来证实斯大林提出的语言学说；反转过来也才能够运用斯大林的语言学说来解决我们的语文研究和文字改革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马老高瞻远瞩，他依然强调改革汉字之前非常有必要开展细致的研究，而且一再强调汉语和汉字的特殊性，这对于盲目搬用西方语言学理论仍是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可见马老见解之深刻。
从说文学到古文字学再到语言学理论，马老的视野非常开阔，他对汉字汉语的体会深刻独到，见解无不闪烁着智慧的火花。而他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和他的毕生努力显然分不开。
马老自小就饱读经书，可以说具有较为扎实的文献基础，从史学到哲学到“《说文》学”他都下过苦功夫，有着坚实的朴学根柢，如为完成《疏证》的写作，他做的准备工作就可见其用力之勤，用心之细。他搜集了有淸以来的“《说文》学”各类著作达数百种，一一考辨他们研究成果的得与失，如1919年3月，马老亲自过録瑞安林同庄所藏方雪斋过録本胡菊圃《说文解字集斠》。内有一段话云：“胡菊圃先生《集斠》本箸録钱衎石先生《曝书杂记》，此从瑞安林同庄所藏（原作臧）方雪斋先生过本转録原书于蓝緑二色，已多不辨，为可惜耳。余先属内弟王馨伯、门人毛由庚等共过一本，多讹，因复手録此本。”因为讹误较多，他就亲自过録，可见马老对学术的“一丝不茍”的态度。
《中国文字之原流与研究方法之新倾向》排列出的转注研究代表有77家。他考察了转注在中国文字学发展长河中的众多意见，仔细推敲，分辨过他们的得与失，说法不成立，就考正其失，说法成立者，则吸收利用，并给予完善。
马老早期跟着史学专家陈介石接触到大量的明末清初思想家的著作，这些经世思想在他身上影响很大。早期论文和后来的著述中无不体现马老那份爱国热情。
马老把爱国和做学问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他曾多次表明放弃对国学的学术研究而“转掇拾异域之学”，“其罪俦于卖国”。《马叙伦诗词选》85页写到：“年年竹箧纵萧疏，所至还携一担书。报国不堪骑大马，伤心烽火注虫鱼。”他认为“报国之术，不限同途”，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在烽火连天的时代背景下蓄起长胡更名“邹华荪”（邹即马老母姓，华荪即中华民族的子孙）坚持他艰苦的疏证工作，这与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分不开，“爱国”是他的精神支柱。
痛苦的疾病（脑病等）没有让马老退缩，繁忙的革命工作没有让他放弃辛勤的学术耕耘，贫寒的家境没有让他忘记学术和民族之生死存亡。1939年马老在蔡元培、朱家驿两位先生的信中说到：“伦自元二之间，草创《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中间奔走国事，亡命迁徙，屡续屡辍，今遇闲暇，已成定本，未乞写官。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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