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集团在发动内战的同时，对国民党区实施疯狂的法西斯统治，血腥镇压各地爱国民主运动，封闭民主报刊，残杀革命人士。马叙伦预感到敌人随时都有下毒手的可能，但他毫不畏惧，以“预备死”的精神，决心与蒋介石反动派斗争到底。他说，“预备着死，所以贫贱、富贵、威武都奈何他不得”，“也就是自己从死的囚笼里解放出来”。
1946年7月11日，著名爱国人士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昆明支部领导人李公朴首先被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在昆明街头。15日下午，闻一多在云南大学主持有数千群众参加的李公朴追悼会，发表了悲愤交加的宣告，表达了义无返顾的决心。当天下午，闻一多被特务枪杀于离家十步之遥的路上。消息传来，民进立即与上海“人团联”、全国争取和平运动大会，联合召开紧急理事联席会议，发表了宣言，揭露和声讨国民党当局的暴行。他多次发表文章，悼念烈士，抗议暴行。在《从李、闻案谈起谋杀政策》、《努力达到他们的志愿》等文中，他愤怒地指出，用暗杀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是国民党日薄西山的象征”，“我们看清不能顺从人民的意见，拿政治来消灭革命，终究给革命消灭他”；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他“好象春天的草，生生不绝，而且更行更远还生”，他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警告国民党反动派，“我的历史上一部分和李、闻两先生相同，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是我也预备还他一颗原子弹”。
8月，《周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10月，《民主》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对反动派的这些倒行逆施，马叙伦无比愤怒，连续发表了《‘周报’被勒停刊了》、《周报！总会有再会的日子》、《‘民主’是封禁不了的！》、《‘民主’还是封禁不了的！》等。他愤怒地指出，“《民主》可以被勒令停刊，……但是我们的口，我们的手，除非叫我上断头台，进集中营，是封不了拉不住的。我们还得要说要写，就是把我们上了断头台，我们的精神是不死的，把我们送进了集中营，我们心上的民主还永远刊着。”
10月4日，马叙伦和王绍鏊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出席了中国民主同盟在天蟾舞台举行的追悼李、闻烈士大会。10月6日，马叙伦主持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上海“人团联”、民主建国会、人民救国会等三十个社会团体，联合在静安寺公祭李、闻二位烈士。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亲自参加了公祭。
蒋介石集团对民主运动的发展十分仇恨。早在7月间，国民党政府通过了所谓的《国家总动员案》，随即下达了“戡乱动员令”，在各大城市集中了大量特务骨干，加紧镇压和迫害活动。上海特务机关确定了重点打击对象为爱国民主活动的领导核心、舆论机关，及国内有威望的民主爱国领袖。对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等上层分子“暂时容忍敷衍”，其余中下层人士则“不必客气”，只要发现，不问情由如何“一律格杀勿论”。一时间，乌云密布，白色恐怖甚嚣尘上。仅10月份，上海、杭州、北平等八个城市中就有2100多人惨遭杀害，各民主党派、团体受到了严重威胁。为了保存力量继续与蒋介石反动统治进行斗争，决定民进暂时转入地下活动。他们在上海以化整为零的方式，继续从事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动群众的工作，或到工厂、学校向工人学生秘密报告形势，或编印各种宣传提纲通过会员个人向各阶层群众散发。
马叙伦继续发表文章和演说，进行不懈的斗争。他早已将一己之荣辱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在诗中凛然写道：
昂头向天外，岂有羡鱼情。
饥渴萦怀抱，艰危赖众擎。
昌言师仲统，养志学逄萌。
办得青门地，言归事耨耕。
马叙伦每天都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和公开的威胁恫吓，随时都有可能遭到逮捕和杀害，遂于10月30日深夜写下了遗言：
“此件待余遇害后由诸儿共发之
三六，一○，三○
余如遭逮捕，必无幸生。求仁得仁，无所归怨。余虽不见夫己（指蒋介石）之亡，汝曹必能见之，则犹吾见也。余之遗体，若为毁弃，不必寻求。皮囊盛血，本无足珍。苟得见归，即付诸火，期于悉成灰烬，播散海陆，汝曹欲寓纪念，可于吾母墓前立石，仅足书姓名，勿事增华也。余虽些我在六十岁以前小册，已布于世，非吾志也，汝曹勿复求人作传志。余素齐万有，名相已空，利他之怀，仍多阙憾。汝曹若能继志，胜此虚文矣。
余死自致公愤。但汝曹不必修仇夫己。事畜之计，能不与同朝，上也。否则姑忍须臾，以待清明。余之不责也。”
翌日，他又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写信，对国民党的恐怖政策提出严正抗议，喻之为“效汉唐末叶所为”，指斥国民党特务是“明季厂之行”，明确表示：“至伦立身，本末不移，贫富威武，无动于衷，达观早成，生死一致。自今以拥疾之躬，待命陋巷之内，捕杀不辞，驱胁无畏，穷以私剑，投诸浊流，皆系于政府，于伦无与焉。”
1947年底，蒋介石国民党加紧迫害民主进步人士。在周恩来亲自指示下，上海地下党对马叙伦转移经过的路线、船只、时间、护送人员等都做了周密布置。当亲属避开特务监视，将他送上一艘德国货轮时，马叙伦深情地说：“天快亮了！”双方会意地笑了。
马叙伦到达香港后，立即投入新的战斗。他和王绍鏊、徐伯昕考虑到当时在港民进会员不多，遂于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马寅初等爱国民主人士联系，经常以星期座谈会方式，分析研究国内形势，商讨斗争策略。后来，去港的民进会员逐渐增多，又成立了民进港九分会，民进的活动在香港逐渐开展起来。马叙伦还积极出席中共香港分局召开的双周座谈会，从中了解国内斗争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斗争策略，并领导民进组织，配合党的斗争任务，积极工作。
这一时期，他连续发表了《从“正名”说到民主国家的叛逆》、《中国人民不会再受骗的》、《为台湾二月革命周年》、《我们该大踏步前进》、《辛亥革命的追忆》、《台湾耻政纪念三周年》等系列政论文章。这些文章深入分析了鸦片战争后历次斗争的贡献及其阶级、历史局限和历史教训；严厉谴责蒋介石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妄想通过扶持腐朽的蒋介石政权以长期控制中国的阴谋；赞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主义的，为解放绝大多数的工农民众而有武力的集团，是工农民众的救星，是为国家人民而斗争的先锋集团。这些文章，是他一贯地反对“第三条道路”的继续和深化，是他革命思想的系统表达。
1948年，在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口号》，提出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达到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神圣任务；建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当时形势和任务的纲领性文件。
马叙伦读了《五一口号》后，立即写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表达自己对即将到来的人民的胜利由衷喜悦。他深有体会地说，“这次的口号，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是对独裁政权下了另一个方式的“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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