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边没有记载“三一八”事件一本书，而记忆力几乎失了一半，竟把亲身经历的事情，也想不上来。那末还能写什么“三一八”?但是“三一八”在中华民国短短三十几年的历史里，却占了重要位置。因为“三一八”以前虽经辛亥革命，而中国政治重心在北京，掌握这政治重心的仍是前清余孽——封建残余的军阀和官僚，所以中华民国的招牌挂了十四年，这是鬼混。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国新生命的胚胎，几年的长成，影响到中国政治重心的北京，渐渐有了新生命的象征，使封建残余军阀和官僚占据着的政权，渐渐地掌握不住，徐世昌自己逃了，曹锟被打倒了。段祺瑞本是军阀的嫡系，因为和徐世昌有个人斗争的关系，南联革命党，北结关外王——张作霖，乘革命军打倒曹锟之后，急急乎从天津赶到北京，自称临时执政，表示革命的意义，其实只是孙中山有北上的消息，他怕孙先生先到北京得了政权，所以先赶一着，无非仍为个人权利而已。
孙先生本着同盟的道德，并不和段祺瑞争政权，却主张改革政治，用和平革命的方式来救中国，使他超出半殖民地的地位。但是段祺瑞根本是军阀的头脑，自然没有这一套，而孙先生的胆癌病，到了北京，偏偏日重一日，竟至于不起。广东——革命根据地骤碰了领袖的大丧，加以当时实力还未充足，环境还未许可，所以只得一任段祺瑞做去，可是和他断了同盟关系，而段祺瑞毫无悔悟，他的北方同盟——张作霖也渐渐和他抬杠子。孙先生虽然不幸客死于北京，可是影响到北京的非常的大，民众方面有了革命的认识，青年呢，不消说，百分之九十九集合到革命的旗帜底下来了。这百分之九十九的青年，谁都和段祺瑞势成水火，有消灭他的决心。那时因为孙先生主张容纳共产党，国共合作。革命的推进，极为猛烈。在“三·一八”的头年冬天，北京就公然做了一次首都革命运动，两万以上的青年和一般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外，那时笔者忝位主席，宣布了段祺瑞政府的罪恶，引起了群众的兴奋，要直趋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但是被段祺瑞武力拦阻。结果分队向段祺瑞政府各大员章士钊、李思浩、梁鸿志等住宅找他们问罪，晚上还烧了宣武门外晨报馆一角落，因为他向来对于革命群众的态度不甚光明。
自然，这样的革命运动，够给人们笑落大牙，但是不可轻侮的革命力量已向群众里发展，因为已经给予段祺瑞政治信用上的大打击。到了隔年——十五年，也不断有较小的运动，无非威胁段氏。直到三月十八日，乃有更大规模的运动，我们自己称为第二次首都革命。当时国民党已分两派，一派是容共的，一派是反共的，但是对于反对段祺瑞的目标是共同的，所以这日集合而向吉兆胡同段宅的也有两万多人，正是北京城内东北一角落上蚁屯蜂聚，把段宅围住了。好在段祺瑞还读过四书五经，还看看佛经，也讲讲道家修养，所以希特勒的残酷行为，他就没有学上，起先不敢拿武力来抵御，后来大概为设法解围，才下令卫队开枪，结果死革命青年刘和珍等十七人。而段祺瑞政治生命也从此告终。
“三一八”的第二日，段祺瑞下令通缉李煜瀛(李石曾)先生等四人，听说他还预备通缉十几个人，都是革命运动的先锋，(后闻区区也荣忝在内，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全国哗然了，他便缩住手。但是他自己知道干不下去，关外王也要和他来分庭抗礼了，所以他不久也步了徐世昌的后尘，来了不辞而别。
当段祺瑞到北京的时候，摄政内阁的黄郛以次各员都是穿着大礼服，佩着勋章在前门外东车站领导青年学生和群众，挤满了车站内外欢迎他，因为晓得和孙先生领导的革命是连系的。段氏从汽车里看得好生满意，不断地点头(笔者亲见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凄凄凉凉的一挂专车，别了北京，没有一个给他话别的群众。这是蔑弃信誉，只图利己，离开群众必然的下场。但是段氏不失为一个聪明人。
北京有一度回光反照的现象，段祺瑞既下了政治舞台，关外王和吴秀才(吴佩孚)，却结合得密切，居仁堂行着桃园结拜的大礼，山盟海誓，无非联了一条反革命的阵线。关外王是杀人不眨限的。那时国际和国内都注意到国民党容共会赤化中国的问题，所以东郊民巷也保护不到国事犯，革命青年潮水似的溜之大吉，因此革命力量集中到广州了。这两位巨头虽则彼斟此酌融洽得了不得，但是魂已越窍了，剩下来的躯壳，终究要腐烂而消灭的。果然不到一年，国民党革命军已三路进兵，到达了上海。此后不消说如风卷残云地肃清了全国反革命的势力，所以我们看得“三一八”是消灭北京政治重心的前锋，也是中华民国短短历史上，划时代的象征。
“三一八”的结果是国民革命的成功。但是这个成果，好象好看而不中吃。这二十年来政治上的演变，是否完成了“三一八”的使命?满嘴不离的革命革命，似乎是吃革命饭的口头禅语。现在大家对于掌握政权的国民党的行动，认为是逆水行舟，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设施，认为开倒车。但是我们要晓得，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者，“三一八”的领导者，现在还存着不少，他们是不是神经被麻醉了，不能起回忆的作用?或者他们已认现状为满足了。
革命的目的不能否认的没有贯彻，不能贯彻的因素并非外在的，已经大家公认了。只是国民党自身的腐败，自己走了被革命的路。距离“三一八”二十年的今日，我们国家依然被人家支配着，我们老百姓依然没得饭吃，辜负了刘和珍等十七人的牺牲。我们不要把他们的牺牲，认为是他们的义务；他们是代我们尽了许多义务，我们不能跟了他们的血迹上去，是我们的惰性；或是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义务。二十年来我们受的苦痛，就是我们应该受的惩罚。我们应该从这次“三一八”起，认清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大家努力完成“三一八”的使命，方才使他们的牺牲为有意义。如果徒然纪念“三一八”，他们如而有知，恐怕只有叹息和怨恨。
194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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