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节是我们中华民国开国的纪念日，不消说是在每一个同民的脑子里深切地记着他，每年的双十节全国也热烈地纪念他，虽则像去年那样被惨淡的阴雾笼罩着的双十节，我们还是兴奋，还是向他宣誓，努力拨去他头上的阴雾。
可是，双十节前后实在有同样意义或者有更深切意义的纪念日，我们不能因为他被人们抹杀了，而对他忽略以至于淡忘了他。
三月廿九日广州七十二烈士的壮烈牺牲，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他是承先启后的重要节日，他把全国的耳目火火地震动了。满清政府在表面上虽则由他的奴才张鸣歧把十二烈士的生命送掉了，替他支持了一下；但是，他给了民众对于革命很深的认识，大家都把不满意满清历史上的仇恨和身尝的苦痛，希望革命成功给他们一个解决。这样，革命的力量，就无形普遍地到了全国；因为以前孙中山先生虽几次革命起事．没有普遍影响到民众方面。所以我以为“三·二九”是值得我们全国民众永久纪念的日子。虽则那时死的不过七十二个烈士，但是，他们每一个都抵得上千军万马，不可小看，可是，现在大家都对他忽略了，虽则纪念节日表上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日不曾删去，实在全国都对他的意义淡忘了。
说到中华民国产生以后，他正像一个多病的人，三十五年里，不晓得有几次死去活来。我觉得他得救的有六次，就是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云南起义；八年五月四日学生运动；十三年五月卅日上海南京路的惨案；十四年三月十八日首都革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昆明惨案。
袁世凯做了独裁的总统，还觉得味道不够，居然想变中华民国为帝国，过去的天字第一号须生谭叫天的徒弟刘鸿声穿的杏黄龙袍，是安徽督军倪嗣冲(敌伪时代安徽省长倪道烺的父亲)，做了献给袁世凯，预备洪宪元年(五年)皇帝登极穿的，不想他黄粱梦正做得发昏第一章的时候，蔡锷施了一个金蝉脱壳小计，逃出了北京，奔到云南，竟于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从万里之外，一个电报，把个“妾身未分明”的皇帝吓得从此不能安睡，竞于五年五月间活活地急死，才算把皇帝这个名词在中国史上结了总账。这不能不算是一件永久值得纪念的事。
可是，妒忌死人，妒忌功不由己成的人们，早早要把这件值得永久纪念的事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纪念，冲得他很淡。现在呢，竟利用西安事件的结束，也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就来一个李代桃僵，把“云南起义”纪念日，改做民族复兴纪念日，那么，不但冲淡他，而且竟消灭了他。(西安事件，的确是民族复兴的。开始，但是，定十二月廿五日为复兴节的，别有他的意义。)
再谈八年五月四日，学生运动的目标，是民主和科学。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世界已给他一个公正的估定。这次运动虽则冠上了“五四”两字，不过把这次运动发动的时间名称来做他的冠词，他的性质是相当永久的，必须民主实现科学发达，才得中止他的任务。但转眼将近三十年了，争取民主还在开始，发展科学，也必须民主实现，战事停止，方有希望；所以“五四运动”的推进，正是眼前急切需要的。
“五四运动”不但唤起了当时的全国学生，“读书不忘救国”，还影响了整个如聋如瞽的社会，就是在国际上，至少引起他们注视到中国一个新生的力量。至于文化方面的改进，尤其有显著的关系。那么，这种历史的意义，已够比较十五年的北伐，毫无谦让，而况国民革命的成功，正由“五四运动"唤起了全国学生加入革命的任何方面，所以“五四运动”，不是我特地恭维他，他拿少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比任何还大的贡献，而他在未来还有不断的贡献。那么，我们对他应该怎样地纪念他?然而也因妒忌他的人们，只想把他冲淡下来，“五四运动”的纪念日，现在可说是“每下愈况”。
原来，人们必须冲淡“五四运动”的道理，只是一个私字，只想把自己的功劳，抬到“无以复加”，可以占有国家，便于独裁；尤其“五四运动”主张的是民主，自然和专政、独裁都不能并立的。既然要专政，要独裁，自然要消灭“五四运动”的继续性，因此先来个冲淡政策，叫大家慢慢地不注意到他，另外从党化教育上再做些工夫，就可以把“五四运动”的精神根本剗尽。
我们在发展民主运动上来说，不但要唤起“五四运动”基本的群众——学生，要认清他们的使命，担起他们的任务，不能谦让的来领导起惰性的社会，实现他们的目标。我还要唤起一般群众，要认清“五四运动”过去和将来在国家民族上的重要。他的目标，是我们全国人民共同的目标，社会的前进者是他的队伍，我们只有跟着这队伍去，是唯一的生路。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不让人们把“五四运动”冲淡了，而且要怎样纪念着他。
十三年五月卅一日上海南京路的惨案，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他是对帝国主义的大示威运动，拿中国民众的力量，给予帝国主义对中国之估量，而且影响到革命的前途很大。然而南京路的血迹，虽早被揩除了，他的代价至今并未完全取得，而“五卅”在某方面认为是一种恐怖的象征，不但冲淡人们对他的纪念，而且他还像“五四运动”一样地防御着他。所以除了上海以外，一般社会对他的印象早稀薄了。可是，我们为国家的复兴，民族的新生，应该重新唤起全国对他的注意而纪念他。
至于十四年三月十八日“首都革命”，是“五四运动”发源地重开了一朵新艳的花，这朵花是并蒂的，这是当时国共两党混合而推翻北方军阀政权所结的。他对于国民革命的贡献，正像广州七十二烈士的壮烈牺牲对于辛亥革命一样。“先河后海”，我们对于“三·一八”应该和纪念七十二烈一样永远地纪念着他。但是，他也在被人们冲淡了。
最近，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昆明惨案，这是民主队伍的前锋，他的新红血迹，是“五四运动"第二次的结晶，他引导了全国争取民主的人们，踏上他的血迹而迈进。一年以来，民主力量日生月长，四烈士已取得了相当的代价；我们相信：虽则民主的实现是曲线的，独裁政权的崩溃，是迤逦而下的；但是，我们能够证明了独裁的政权，已走向崩溃路上。那么，他在民主运动史上，固然已有他的重要位置，他对于国家的生存前途上，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然而去年“一二·一”的周年，像上海这种地方，也不过一些文字上的颂扬，我们认为固然由于反民主的压迫．也是社会的认识不够，估低了他的价值。我们应该把“一二·一”也作一个永久的纪念日。不但为安慰被牺牲的四烈士，和向反民主的争取民主的里程碑，实在因为他对于民主运动上的贡献太大了。
说到眼前，便到一月二十八日了，这是二十一年可歌可泣的淞沪抗战发动的日子，距离现在，不过十五个年头，久住上海的人们，应该不会忘记那种惊心震耳的枪炮声音，和从闸北奔跑出来群众露宿街头的情况吧！
我们每一个中华民国国民的脑里对于前清的甲午马关屈辱条约，庚子的不平等条约，都已深切地有着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所加的侮辱的印象，而且也深切地感觉到国家有被侵略的危险；但是，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民的国家，竟奈何他不得，在前清一族专政的腐败政府，还存着“宁赠朋友，不给家奴”的主意；我们心理上的愤郁、悲惨，都希望在革命后能给我们免除了。
然而推翻了清朝，不过拥有一个中华民国的虚名，掌握政权的还是清朝北洋军伐的残余，袁世凯希图帝制复活，接受了四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可以亡国的廿一条，幸而正在办理手续的时候，袁世凯已被自然解决了。可是，继续政权的，仍就是承受他衣钵的残余军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更是进步，才激起了爱国，的“五四运动”，可恨的军阀政府，不能配合爱国运动，挽回国家的厄运，日本帝国主义，使用更凶狠的策略，就在国民政府基础没有稳定的时候，来一个侵略的尝试攻势，就是济南惨案。
这种是威胁也是警告的表现，应该是国民革命的政府应有的觉悟，应该真正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替国家民族从一切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才不辜负国民革命的意义。但是，事实是相反的，他正和一切帝国主义向妥协的路上走。这是为的什么?我们可以指出他是为永久的一党专政，实际是企图完成并坚固一人的独裁。
聪明的日本帝国主义，认是机会来临，因为他看做和袁世凯的企图恢复帝制，实质上是一样的，而且独裁者的特别亲匿英美，给他的刺激．叫他再不能忍耐了，先下手为强，这就是“九·一八”日本一下子占据东三省的主要原因。不想“救国主义”——三民主义革命的政府，对于这样的丧失大块国土的事情，没有正确的应付。不但东北的边陲，没有保障，整个的中国，受了威胁。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他是估计定了脱离民众的一党专政的政府独裁政权决没有从国家民族上去打算的决心，所以想占据淞沪，直接威胁政府，“畅所欲为”。那么，我们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在这一关上是非常吃紧的。
成了恐日病的一党专政的政府，自然只想从消极的方面来缓日本帝国主义的迫胁；可是，国家不是一党的国家，民族不止是几个党员。在万分危急的时候，全国民众血脉愤张的时候，民族的抗战不能再在一个有恐日病的政府底下忍耐复忍耐了，十九路军的爱国英雄们，像陈铭枢、蔡廷锴、戴戟等诸位先生，顺着民众的心理，就在“一·二八”举起抗战的旗子。
军队是保护国家的武器，是民族自卫的武力；陈蔡诸位先生既“分属军人”，在理应该由政府指导他们起来保护国家民族，给敌人一个反应，但是，他们也晓得这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毫不顾忌地愿做民族抗战的前锋，这种伟大真挚勇敢的精神，是深入到全国民众身心里去的；然而他们终究为有恐日病的政府压服了，这自然不是他们的不幸，而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此后，热河也不保了，华北五省都被控制了，种种辱国的协定如“何梅协定”等，(种种协定，政府自然不宣布的，我曾看见过“何梅协定”，真是可以呕血的。)终究满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欲壑”，“七·七”和“八·一三”两个可耻的日子，就给偌大的中国．变成破碎河山，而“救国主义”——三民主义革命的政府，就向他早决定的“天府之国”，躲避进去，纵叫民族抗战的情绪，高到碰天，号称领导者，只是使“国土日蹙”，没有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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