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给中国历史划分了两个大大不同的时代。但现在距离鸦片战争已过了一百年，中国还不曾走上新时代的正轨，这原因固然不是简单的，扼要地说，只是缺少一次大革命。
大革命的意义，是把环境从根本上改造一下，这就得具备许多条件。在一个半封建的农业国家，被资本主义科学工业的力量打破了大门，当然这门子里一切就得改造了。太平天国短短的一页历史，就象征了这点。
太平天国的起来，虽然也是知识分子领导着，但实际也和历史上换朝易代的一样，是社会性革命——农民革命(像六朝、五代权臣拥有武力推翻一个朝代“取而代之”的除外)。因为那些时代的知识分子多出身在农民里，他的利害是和农民一致的，因此，他才能够领导农民起了革命作用。但是结果，太平天国和黄巢、李自成等一样地失败。有人以为是时机的不曾成熟，就是唯一的条件不够。我觉得满清的全盛时代早已过去，政治腐败也发展到了边缘，农民的被剥削的程度，也不比现在为低，汉人民族意识的培养，本来很厚的，这都是给太平天国起来的机会和基础。所以他由广西一个小县，一下子发展到长江流域，外国也不敢小看他，而且期望着他。
可是，他一得志，就忘了本来面目，抛弃了他的主义和政策，发展了被历史造成的潜意识的作用，学了“帝制自为”，步趋了满清腐败的后尘。加上自相摩擦和残忍的杀戮，失去了人心，才倒给满清以机会，也被帝国主义者看穿了把戏，翻过来帮助满清。因此，一次很有希望的大革命，终究归于失败。
可是，启发了满清，来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策，麻醉了许多知识分子，造成改良主义，替满清保护着一统的江山。什么是中学为体？是拿“三纲六纪”来拥护皇帝专制。什么是西学为用?是拿轮船、火车、洋枪、洋炮来镇压人民的反抗。
这样毒辣的政策，反而造成了革命的来源，是满清料不到的。原来因为改良船政，首先派遣学生留学外国，这就替辛亥革命抽了芽子，因为革命的新学说从此渐渐地输入了。满清戡平了太平天国，以为“莫予毒也已”，他的本质自然没有变更的可能，当然仍就是革命唯一的对象。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策，不能挽救他的灭亡。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第一步还须解决民族问题，也就是要消灭一个民族统治其他民族的制度。三民主义是整个革命的目标，他有不可分解的连环性．因此被前进的知识分子一致地接受，而终实现了辛亥革命。
推翻一族统治和一人专制的满清，总算是可向新时代的正轨上进步了。但是，因为革命的力量未曾充实和壮大，而革命党中也有只要解决满清统治汉族的问题就算成功，所以满清一倒，革命的意志也走下坡。因此，容忍了“帝制余孽”——军阀，中央是从袁世凯到曹锟张作霖，地方是“滔滔者皆是”，而一辈改良主义者还梦想从他们身上得到进步。可是，事实告诉我们，他们都是拿民主的外衣裹了满清的尸体，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完成革命的任务，而且给了帝国主义侵略更多的机会，像英日对于“洪宪帝制”的竞争，就是证明。那么，辛亥革命仍就等于失败。
五四运动喊出了科学、民主两个口号，从欧洲历史上看来和他们是有紧密联系的。自然科学是经济的动脉，社会科学给政治上找出了新的根据，诏示了知识青年应走的正当途径，促成了国民革命，算把军阀的老巢毁灭了，旧式的军阀在形式上也算铲除了。
不幸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夺去了时代的导师。等到国民革命“成功”，一党专政制度竞被认为合法永久的制度，而且由一党专政变而为一人独裁。由于一人的独裁，自然和民权主义不能相容，而民主只是卖假药的“口头禅”了。由于一人的独裁，不能不利用心腹爪牙。历史的先例，这就是酿成官僚政治的因素里的一个，官僚政治和官僚资本是分不开的，这样也和民生主义自然抵触了。由于一人的独裁，和官僚政治的关系，帝国主义得了便利侵略更多的机会，独裁者为着牢固他的独裁权利，势必走上压迫人民的路子，同时也要结识外援，国家民族的利益自然“有所不顾”，那么，也和民族主义“背道而”了。那么，国民革命实际并未成功，只是造成了一个“集大成”的个人独裁者。
从鸦片战争以来，整整一百年，经过三次革命，不但不曾把中国驱上新时代的正轨，照现在的情形来说，还要退回二三百年以前去。我们不能不说物质文明有了很大的进步，决不是二三百年以前的情形可比。但是，像满清的康熙皇帝，着实讲究“西法”，于我们人民发生了什么影响？倒是西洋枪炮，可以替他镇压人民，侵略弱小民族，维护他“一统江山”，“子孙万世帝王之业”的利益。我们该晓得极端的一人独裁的政权底下，像民主、社会主义等的学说，都是他的敌人，他会利用“中学为体”的政策，教得被他统治的人民，受了“三纲六纪”的麻醉，也把民主、社会主义等等看得像“洪水猛兽"。我们该晓得国家的主体是人民，国家的灵魂是人民握有政权。没有灵魂的国家，就给他十足的物质文明，不过供给独裁魔王的更过分的享受，和多给他些压迫人民的工具。所以五四运动的口号，拿科学和民主联系起来，是指示了中国踏入新时代绝对的方针。
在三次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处在从来未有的资本帝国主义魔王掌握里，他还利用统制我们的独裁政权做工具来达成他的目的。我们受着双重压迫，正像站在囚笼里，除了自己拼个死，打破了囚笼，是没有生的希望的。但是，我们该晓得，使我们遭到这样的命运，是由半封建的农业社会，承认了半封建的统治，因此使一个国家沦陷做帝国主义的次殖民地。所以我们第一要觉悟这双重压迫的原因，第二要自己来寻得解救的方法，第三要认识团结就是力量。
在资本帝国主义，除了拿经济或武力压迫我们外，只有利用统制我们的独裁政权做工具，加上第二重的压迫。独裁政权压迫我们唯一的手段是保甲和特务。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告诉我们，人民团结起来，膨涨的力量，就把这种枷锁立刻打破了。所以我们唯一的需要，还在寻觅解脱的方法。
现在很清楚的事实，我们里面除了极少数的官僚、买办、地主资本集团以外，都是活不下去了。那么，社会便要起了本质上的变化。在历史上不是没有这种情形。但因自身团结既像散沙，领导的虽属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亦属不甚高明，没有明确的主义，伟大的策略，而且这辈领导分子，还被封建的潜意识支配着。旧的封建势力，虽然自招失败，新的封建势力，却利用这种机会“取而代之”。看了“涉之为王沈沈者”和黄巢、李自成乃至洪秀全，依然要“身居九五”，“穷奢极欲”，一睒眼变成了特殊阶级，一切被压迫的人民，依然还被压迫。所以，结果是朝代或者换了，社会的本质依然胶着不能实现变化。
现在中国由历史的蜕变，环境的转移，情势显然不同了，社会的本质，已在“推陈出新”，而双重压迫的力量，正是催促他变化的动力。
从历史的定型看来，由手耕农业和它连属的手工业，转到科学的农业和机械的工业；由大地主转做资本家，或由资本家代替了大地主，因此产生资本主义的英、法、美式的民主政治。中国如果依着这样的定型来说，不是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才可以追上现代的国家?等到中国到了他们现在的程度，他们不是死着不动的，那么他们又早向前跑了，我们老追在后面，不是像龟和兔子的赛跑?所以孙中山先生说：“要迎头赶上”，可见得不能老追在后面的。那么，怎样迎头赶上呢?在一个半封建和次殖民地的中国，决计不能不来一个像化学上的突变。但是，中国现在没有需要什么突变，他已经在变着，只要社会自身的努力。因为半封建的农业社会，已到没法维持他的传统，换句话说，他的生存已经遭遇到空前的威胁，就为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已到心脏，再加未来战争的威胁，如果还想维持现状，必定到了不是“鱼馁而肉败”就是“则苗槁矣”。那时国家民族怎样?所以，他自己要求必须脱离半封建的体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这种要求，已不是调和主义能够从容应付，而需要“快刀斩乱麻”地从根本上改造。
大革命的意义，是从双重压迫底下把绝大多数的人民包含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的都解放出来，而他们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造一个新中国。
我敢大胆地说，今日中国一个严重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名义存亡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生存的问题，假使民族不能自力生存，那么，这个国家便沦做人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那么，这个国家名义上虽然还像独立着，而实际上他的民族是被奴役了的。现在中国正面临着有人给他一个独立国家的名义，实际在奴役他的民族。所以，我以为能够把中华民族以双重压迫底下解放出来，做到真正的自力生存，国家的名义自没有问题的，否则是“皮之不存，毛将安附”。难道我们愿意做安南、印度或者是菲律宾?所以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也需在这次大革命上决定。假定这次从根本上改造了社会，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便可把过程缩短。真正由人民自力更生建立了新的经济基础，稳定了国际的地位，取得“以平等待我”的国家经济的援助，发展应有的一切建设，那么，“骐骥一跃而致千里”，才符合了孙中山先生说的“迎头赶上”，由大革命后经济决定的社会意识，自然政治也趋于真正的民主。
现在中国已临到必需大革命的时期，而大革命也在进行。怎样
完成这次的革命?只看社会各阶级自身觉悟和农民阶级的力量来决定。至于大革命并非必需拿武力实现其目的为原则的，为铲除障碍而用武力，也是革命过程中极普通的事例，这种武力是人民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的，人民由觉悟而寻取解救的方法，由团结而产生力量去实现解救，武力是他们力量表现的一种。
中国人民里如果有不去认识这个时代和环境，勇敢地迎接大革命的潮流，便是“自暴自弃”，结果必定为这潮流卷灭了是无可疑的。
194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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