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召开，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7月，越南停火协议签定。国际局势开始朝缓和的方向发展。同时，我人民解放军在1955年初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后，美国政府不断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国民党军队从金门和马祖撤军，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美、蒋之间开始出现矛盾。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在继续准备武力解放台湾的同时，开始适时调整策略，尝试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首先在万隆会议上向美国提出中美举行谈判以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建议：“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倡议得到美方响应，双方于同年8月1日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拒不从台湾撤军，日内瓦会谈进行了15年共136次，但始终无法达成协议。
1955年5月，周总理在一届人大第十五次常委会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向台湾国民党当局表示愿意和平解放台湾，是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
1956年6月，周总理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进一步“代表政府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在这篇报告中，周总理不仅用“台湾当局”取代了过去惯常使用的“国民党卖国集团”，而且还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提出了具体设想。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也在不同场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思想。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他并有针对性地指出：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他还在会见当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洛希洛夫元帅时，指着应邀作陪的前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将军对苏联客人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1956年7月，周总理在会见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对毛主席“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设想作了进一步阐述：“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国共第三次合作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府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驻守的金门发动大规模炮击。在达到对国民党进行惩罚的初步目标后，毛泽东从10月6日开始调整策略，攻而不取，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以支持蒋介石固守金门、马祖，不给美国人宣扬“台湾地位未定论”提供借口，从而粉碎了美国企图逼蒋从金、马撤军，实现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金门炮战是现代战争史上一次典型的军事行动掩盖下的政治战争，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共之间在未见面的情况下的默契合作。在10月6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实际上由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毛泽东公开宣布了中国政府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了对台工作问题，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应逐步地创造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
1963年，周总理根据两岸关系的最新形势，在总结十年来对台工作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原则问题，不容商量。四目则是具体的操作方案：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由蒋介石安排；二、台湾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政府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等到时机成熟后，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后再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情。可以看出，这份方案对台湾条件更宽，内容也更具体。毛主席并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的对台政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