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的社论，重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此后，在整个“文革”期间，大陆极左路线盛行，政治秩序混乱，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打倒了一大批老同志、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民主人士，党的对台工作遭到极大破坏，两岸之间的秘密接触也完全中断。
“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也数度受到冲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争取毛主席的支持，想方设法保护了一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民主人士。进入7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表现出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迹象。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明察秋毫，审时度势，抓住美国政府伸出的触角，调整对美政策，从而为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1971年6月，周总理在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时指出：“蒋介石也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也反对制造一个中国再加一个‘台湾独立实体’，也就是‘一中一台’。我们跟蒋介石联合过，也敌对过，我们打了几十年，但在这一点上有共同性，都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外国只能承认一个中国。现在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总会找出办法的。”周总理还针对有关台湾回归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会下降的说法，明确表示，台湾回归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不会下降，“相反，我们有可能在他们原来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两岸统一，“只会使台湾得到更多的好处，不会使台湾受到任何损失。”
身处逆境中的周总理，时刻关怀着海峡那边的广大台湾同胞，对对台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他亲自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建立台湾厅。1972年9月，在中日建交公报签署的当天晚上，他因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又一个障碍得到解决而格外高兴。在送走日本客人后，他兴致勃勃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走，到台湾厅去看看！”站在台湾厅，周总理久久不语，最后动情地说：“这个厅太小了，台湾人民回来了怎么坐得下啊！”就在他弥留之际，心中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台湾回归。1975年12月20日，他临终前召见的最后一个人是当时负责对台工作的安全部长罗青长。他向罗青长提到在台湾的许多老朋友，反复叮嘱：“凡是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他们。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后代，不要忘记那些台湾各界的老朋友。”
在周总理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邓颖超同志捧着总理的骨灰，亲自安放在台湾厅里，以了却一代伟人未了的宿愿。
1973年，在周总理的大力推荐下，下放江西劳动的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北京，协助病中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全国的经济、军队和外交工作开始逐渐得到恢复，走向正规，遭受严重破坏的对台工作也出现转机。197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时，明确指出：我们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解放台湾的目的。和平方式不可能，也要考虑非和平方式，两种方式都应该考虑进去。关于解放台湾以后的政策，我们还要考虑，特别是要同台湾人民商量。不过可以说，解放台湾以后，不可能把大陆上的一套马上搬过去。在这一段谈话中，已经包含着其后他倡导的“一国两制”的某些思想。
1974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的人员名单，其中包括旅居日本的国民党元老商震、长期蒙冤被关押的“民革”中央常委、国民党元老于佑任的女婿屈武和已经故世的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夫人韩叙华、程潜夫人郭翼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傅作义夫人刘芸生以及张学良先生之弟张学铭。
1975年3月，根据四届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293名国民党战犯，各地司法机关宽大释放了全部在押的95名被抓获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和49名特务船船员。在其后，各地还根据相关规定，对所有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宽大释放。这一系列宽大政策的实行，对对台工作和和平统一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新时期对台工作的恢复和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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