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发生”的界定
我所说的文化的“发生”，指的是当人刚刚成为人时，以及人类靠着血缘聚集为人群即形成部落或部族时文化现象的出现。文化和人类是同时出现的，二者的历史一样久远。人类的历史就是文化的历史。
文化从来是多元的。文化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一样，其特征都是基于其“胚胎”的种种因素。不同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各具特色，也应该是基于其初始时期的主客观因素。
对文化发生的研究，是为了探寻民族文化的根源，进而能更清晰地认识民族文化延绵、发展到后世所呈现的“当然”之“所以然”。只有这样寻根究底，才能达到文化的自觉，从而把民族文化今后的走向思考清楚。
二、有关文化发生条件的种种论述
对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有些学者已经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述。伟大的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在其《历史研究》(ASTUDY OF HISTORY)1中对此有过不少论述。例如：
各个文明不是起源于单因，而是起源于多因：文明的起因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种关系。(73页)
就人类而言，就道的要素——对胜败举足轻重的要素——绝不是种族和技能，而是人类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进行迎战的精神。(同上，72页)
艰苦的国家对于文明来说非但无害而且是有利的。(同上，95页)
文明是在异常困难而非异常优异的环境中降生的。通过对惩罚引起的各种效果的考察，我们得出了一条可以用公式来表达的法则：“挑战越大，刺激越强。”(同上，106页)
无论是过分的挑战还是过弱的挑战都不能引起一种创造性的应战；我们也看到，一次刚好介于过分边缘的挑战，乍看起来似乎是所有挑战中最具刺激的一种，却趋于对它的应战者予以致命的惩罚，致使其止步不前。(同上，118页)
综合汤恩比的观点，他表述了这样几点：①决定文化发生时状况的要素有多种；②自然条件是其中重要要素之一；③文化发生于自然环境并不好，但也并非十分恶劣的条件下；④决定文化发生的另一个要素是人类主观对客观环境的应战。
针对具体文化，学者们也都注意到环境对文化的影响。《犹太文明》2的作者们写道：
迦南自然生态环境的特征，对犹太文明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5－6页)
诸多复杂矛盾的地理要素在迦南的统纳并容，造就了在这里成长的人们不仅具有突出的综合心理素质，而且更能适应各种生存环境。(同上，6页)
在人们研究伊斯兰文化时也都注意到环境对这一文化的发生的影响。阿拉伯半岛的环境，使得那里的人们(除了也门的一些地方)不得不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因而“正是游牧部落的神圣社会为他(穆罕默德)提供了伊斯兰教的大部分道德标准”，“穆罕默德在麦加期间，就像希伯来的先知们一样，热烈地宣传游牧民族关于公正、平等和同胞之爱的观念”。“在太阳和月亮之间，游牧社会的贝都因人(“游牧者”)似乎更尊崇后者。他们认为月亮是自己生活的支配者，它使水蒸气凝结成露水，滴在牧场上，滋润植物生长；而太阳却以灼热的光无情地烤晒着贝都因人，摧残着一切动植物。”3
钱穆先生在论述中国文化时，也有过相似的论述：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史导论》，序2页)
中国文化，因在较苦瘠而较广大的地面产生，因此不断有新的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而在其文化生长过程下，社会内部亦始终能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同上，正文7页)4
综观钱先生的论述，其意为：①自然环境决定了文化精神；②中国文化在苦瘠的环境中产生，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勤奋、朴素即由此生成。费孝通先生曾经说：
(中华民族最初生活的地区)东西落差如此显著的三级梯阶，南北跨度又达30个纬度，温度和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自然框架里形成的。5
显然，学者们都认为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中华文化发生的环境
中华文化发生于黄河中下游。黄河中游的许多支流；黄河下游，即河南、山东黄河支流丘陵地区。这些地方，一方面适宜灌溉耕作，另一方面天灾水患不断。这样的环境，使得中华民族的初民较早地进入农业时代。
中华民族文化发生面临的两个方面的挑战：农耕生产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应对大自然挑战的能力。农耕与游牧相反，后者需要不断迁徙，“逐水草而居”；前者则必须做到耕作者与土地的关系相对固定：耕作技术与作物都需要不断继承。同时，耕作者主观方面还需要具备以下品质：研究与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天文、气象、山川、河流等等)规律、耕地特性，并积累和改进耕作技术。
作为对大自然的应战，中华民族自身，逐步建设了这样的文化：重视家庭(在农业社会，这是最小的生产单位，也是国家的缩微)、义务(这是构成稳定社会的道德要求)、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维持生产、生存的必要条件)和现世(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稳定性阻碍了“天启”思想的普及)；思想方法则不重冥想而重实事求是，不走极端而较辨证。
长江流域文化融入中华文化整体，是较晚的事情。长江流域，特别是其三角洲，自然条件要比黄河中下游优越得多，其文化发生也并不比黄河中下游迟。何以中华文化的主体来自黄河中下游，而不是长江中下游恐怕也正是因为长江中下游自然环境优越，对人的“刺激”不够多，不够强烈，需要人们做出的“应战”不复杂，不急迫，因而延缓了文化的成长。如果这个假设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倒要庆幸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从发生到发展，一直在黄河中下游，而没有遇到长江三角洲(或珠江三角洲)那样的环境。
由发生于黄河中下游的文化形成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从现实生活中、在迎战大自然的刺激过程中体验出来的，是符合客观世界规律的，因而后世地域扩大，条件变化，甚至屡经磨难，而从文化初始阶段开始形成的核心却能够依然不变。
与之相对照的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天启说”(或“天示说”)：一切自然的灾害和人世间的规律，都是神(主或真主)创造的；灾害是对人违背“诫命”的惩罚，只要重新皈依、谨守“诫命”，就可以“救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世上真善美的标准，“诫命”中已经都制订完备。这样，一旦现代科学破除了对“天启”的绝对信仰，世俗的规矩就要由人来从头制订，像现在流行于西方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就是在背叛了宗教“诫命”后形成的。而这种没有历史根基的文化的威力实际上是无法与经历了几千年磨练的中华文化相比的。
四、环境所决定的中华文化核心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民族逐步向长江流域扩展，文化中又先后融进了南方的内容。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文化为“多元一体的格局”6，是很准确的论断。这是因为，中华文化自其发生的时候起，就不是封闭的。中华民族从来不仇视异族，不动不动就诉诸武力，而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7“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8对异族人尚且不拒，对异质文化自然更能够包容。中华文化不但从不阻挡来自身边的文化的影响，即使是海外的从不熟悉的文化也在欢迎之列。例如自汉代起，对中亚、天竺佛教）文化，不但容忍，而且能够融化之，吸取之。人们常说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而包容的精神实质其实就是建立在民族文化自信心基础上的开放。
对于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因素，中华文化也从不拒绝。为了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增加作物产量，也为了满足与农业孪生的手工业不断发展、提高的需要，中华民族自古就具备了钻研技术的精神。虽然由于长期儒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重文轻理、重“本”轻“末”，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直到明初，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还是最发达的。
中华文化也并不反对民主和法制。春秋时代的民本思想9，到战国时已经正式形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10。虽然当时所谓的“民”与今天的内涵、外延并不等同，但是至少它不是以社会顶端的一个或几个人为本。这与西方由宗教而发展出来的文化由神来决定一切显然不同。中华民族很早就知道“法”的重要。最初刑与法不分，律法和礼法不分，至迟到春秋时已有子产相郑“铸刑书”的记载11。此后，李悝、商鞅、萧何等人都曾为国立法12。自汉迄清，历朝不断。虽然古代的法是所谓“私法”，非如后世由全民或代议机构所制订的“公法”，但法(或曰律，或曰刑)深入民心(例如“没了王法”的说法时时可闻)，则是事实。在此基础上，今日实行法治，顺理成章。
科学技术和民主法制，是现代社会的两大要素。通观中华文化历史，以其博大精深，善容善进，凡属于我有益者，来则不拒。可以推见，若容其自然发展，与异质文化交流互补，中华文化也会渐进至现代化。西人于此有“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说，认为中国社会不能独立实现近代化转变的原因，在于其自身传统中很难孕育出科学精神等“近代价值”13。换言之，中国人应该感谢西方列强的兵舰和鸦片，没有这种冲击，中国人将永远生活在混沌之中。相信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人们绝不会同意这种以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偏见。
五、中华文化经受的冲击
在中华文化史上，五胡乱华、蒙古族入主中原和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是三次大的冲击。前两次，都是落后的文化战胜了先进的中华文化，最后以中华文化吸收异质文化从而得到丰富、政权重新回到占有中华文化主体的中原人手中而告终。这最近一次冲击，则是先进的工业文化对中华农业文化的冲击，这次冲击至今还没有完结。
毋庸讳言，现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对农业社会、游牧社会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华文化是否能够经受得了这是关心中华文化的人所十分关心的。
人类自其童年时代起，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接触与冲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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