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无论是量的扩张还是质的提升，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造就了一批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所需要的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各行各业的精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也进行很大的探索和改革，涌现出以大批的名校、名师、名课，高等院校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但不可否认，我国教育的发展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相对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步伐。其表现之一就是当今我国教育领域里涌现的教育家凤毛麟角。
谈起中国的教育家，人们经常会想到孔子、朱熹、蔡元培、陶行知、梅贻琦、张伯苓，马寅初、吴玉章等，论及当今中国现实中的教育家时，似乎人们很难列举出公认的知名教育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造就了无数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同时也正是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推进了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增加了经济的活力；随着我国文化艺术管理体制的改革与文化市场的逐步形成，各类艺术家茁壮成长，活跃在我国文化艺术的大舞台上；同样，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与商业技术竞争的加剧，科学家的地位与日俱增。相比之下，在人才济济的教育界，“教育家”却变得让人们越来越感到生疏，甚至有人发出我国目前教育家贫乏的慨叹。教育家的贫乏在严重制约着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教育家的成长通常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他们负载着一个民族、国家教育思想、教育智慧与教育实践长期积聚的精华。虽然教育家出自于教育工作者、科学家、教育理论学者或教育行政管理者（如校长），但是教育家又与后者不能完全等同。如果借鉴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教育家应具备以下的素质或能力结构：教育家应对一般的或某一专业领域的教育规律有深刻系统而有独到的理解和见解，比较准确地把握所处历史时期的教育环境，并能借助自己的学术声望或社会地位在不同层次的教育平台上创新地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教育家应具备内在的伟大的人格和对教育的挚爱、抱负和不懈的追求，不惜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教育家还应具备比较广博的学识和学术知识基础后某一领域的专家；教育家还应具备教育管理者与社会活动家所应具备的能力。
教育家对于教育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在教育规律和教育理论的探索与不懈实践中不断凝练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推进人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引领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不断创新，造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与社会精英。作为先进教育思想的载体、探索者和实践者，教育家应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开拓者，成为繁荣我国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成为引领我国教育发展的旗帜性人物。在我国倡导教育为立国之本和人才强国战略的今天，造就一大批适应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职业教育家实乃我国当前教育发展与改革之必需。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2.5亿学生、上百万教育工作者并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崇尚教育传统的大国，应该说，存在着教育家成长的肥沃土壤，完全应该造就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教育家。然而，现实远非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改革滞后于社会各个领域，基本还是沿用计划经济的模式和行政体制。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的学校行政色彩非常浓厚，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缺乏办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长官意志根深蒂固，学校必须跟着政府走，跟着权力走。把学术机构变成等级制的行政机构，把校长、学校分成等级，强化了大学成为国家行政机构的依附性。难怪《南方周末》发表的一个调查结果表明，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这必然导致我国教育千人一面、千校一面、缺个性、少特色的局面。
我国学校内部管理制度也是采取行政管理办法，一级管一级，行政权力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学校内部普遍存在着人员能进不能出、干部能上不能下、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不高等现象。校长在教育管理方面没有充分的自主权，而且学校的外部环境也极不健全。教育人才市场不健全，跨校、跨系统、跨地域人才资源流动机制尚未建立；公办学校解聘教师的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完善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不配套，落聘教职工不能直接面向社会由市场调剂；校长的任用和考核机制不够完善。校长在教育管理方面也缺乏必要的激励。在目前公办学校的分配原则中，不能做到优质优酬，校长的收入与普通教师的工资拉不开差距。这使得许多校长在教育管理中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愿或不敢承担改革创新的风险。
从目前我国大学校长的结构和工作内容上看，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的大学校长，专家型的多，管理型的少；理工科出身的多，文科出身的少：硬专家多，软专家少；事务主义者多．从事教育研究的少。教育观念滞后。如不少学校存在盲目攀比，不能正确定位的问题，这就与校长的教育理念有关。我国的绝大多数校长责任心事业心强，工作十分繁忙，心理压力沉重，不仅要忙于文山会海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还要承担较为繁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从而难以聚精会神搞教育，一心一意谋学校的发展。很难成为职业的教育家。
以上列举的存在于我国目前教育管理体制中的现象与问题淡化了教育学术机构本该具备的学术民主自由的氛围，在严重制约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学校的校长本来应成为培育教育家的一个重要平台，但是由于现存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管理体系禁锢了校长对教育思想的探索和创新，从而限制了我国校长成为教育家的成长与作用空间。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正在推进的教育现代化。但是，没有一支强大的有理想追求、有奉献精神、有教育理念、有实践能力的教育家队伍，要完成我们目前面临的教育发展与改革重任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呼唤教育家产生的时代，也是造就教育家的时代。为此，我们必须营造和优化有利于教育家成长的外部环境，优化教育家的成长环境。这需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共同努力，探索帮助教育家成长的途径。继续深化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构建现代教育管理体制。
第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教育“去行政化”，继续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完善校长负责制，促进学校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通过法制方式确定政府的教育责任，教育投资的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权和实权的划分，转移教育经费的使用和分配等等制度；建立以社会中介机构为主体的教育评价体系，建立和形成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多元化的教育评价制度；要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校长的义务和权利，把教育行政的职能控制到合适的程度。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解决的是教育最基本的问题，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应该放手让校长和教师去做。摒弃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管理，树立教育本位、学术本位的制度，取消学校的行政等级，把学校当做学校来办，把教育当做教育来办。
第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学校制度。现阶段要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目标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就是大学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大学自治的实质是学术自治。教授参与管理、教授治学，是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根基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要鼓励校长走个性化的发展道路，让他们不断地在实践过程中丰富自己的教育思想。学术自由是产生教育家的必要条件。没有学术自由，没有学术独立，就不可能产生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家。只有充分保障学术自由，保障学术争鸣，才可能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理论与思想，才可能涌现富有创意的教育实验，也才可能在此基础上诞生真正的教育家。
第三，扩大社会参与，充分发挥社会办学力量，实现教育的多元化。 教育的民营化和办学体制的多元化有利于打破教育垄断，培育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这应该是推进中国教育业成长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前一些具有企业精神的教育家和具有教育情结的企业家结合到一起，进行了民办教育的大胆尝试，应且已经出现了许多成功的范例，积累了市场化条件下办教育的宝贵经验，也为培养和造就教育家在开辟新的途径。
第四，要办好教育，培养和造就大批的教育家，全社会都要切实地尊重教育，尊重教师，像尊重科学家那样来尊重教育家。要将校长引上教育家的成长轨道，不仅要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推进学校后勤的社会化市场化，还要加大激励的力度，逐步使校长甚至大学的专业学院院长职业化，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将聪明才智和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教育和办好教育上来，并且敢于承担风险，敢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涌现出大批卓有成效的教育家，我们才能办好教育。
最后，积极宣传和引导我国教育工作者成为新时期的教育家。现实中，并非只有学校的校长才是产生教育家的摇篮，每个教师或其他教育工作者都可能、也都应该成为教育家。我国有众多的具有高尚品德和情操、有能力、有才华的教师、教育工作者，在大中小学及各类教育岗位从事教育和管理工作，他们是我们造就教育家的人才基础。特别是在高等院校，有各个专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更应该成为教育家，培养出更多的专家学者，更多的企业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等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一直战斗在教学一线年逾90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先生说：“如果在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两个身份中选择，我宁愿做一名教育家”。这才是一个教师应高具备的伟大胸怀与远大抱负，这也是任何一名教育工作者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诚然，“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为教育家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是教育家产生壮大的前提，但是，要造就一支强大的教育家队伍，我们还必须将社会的需要转变为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主观追求与现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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