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已经成为社会特别关心的问题。在短短的二十多来年里，中国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位居前列的国家之一。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分配收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少见的。
应该清醒地看到，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 在打破大锅饭, 进行大规模国企改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国际经验告诉我们，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在当前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上，我们要特别防止给公众过高的期望，形成一个从国家现阶段的财力根本达不到的预期目标，以至于持有过高的期望，反而造成失望。
在解决收入分配时要抓住主要矛盾，从关键问题上切入，这样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什么是解决收入分配关键呢？我们认为应该重点把握以下三点：第一，在解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时，要优先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第二，在处理收入不公平与机会不公平时，要把减少机会不公平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第三，在减少现在的收入不均与未来的收入不均时，要着眼于建立减少未来收入不均的机制上。
一是优先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是贫困问题。而贫困有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处于绝对贫困的人群是指收入仅能维持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以下的，即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群。而处于相对贫困的人群则是指在社会中相对收入较低的那么一部分人。
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要有紧迫感。这一部分人群在生存线上挣扎，不予以及时帮助，就有生存的威胁，而且可以引发社会问题。同时，绝对贫困又可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扶贫以及社会福利事业的进步，这部分人的数量应该不断缩小，以至基本消失。
当前，中国社会中绝对贫困主要是农村中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2500万人口。在处理收入分配中要把迅速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放在首位。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分析，在生活在温饱线下的农村人口中，有560万人为五保户，979万人为残疾人口，800万人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患有长期慢性疾病，丧失或部分丧失正常劳动能力的人群。对于他们继续沿用开发式的扶贫方式不仅成本高，也很难根本解决问题。亚行建议在中国迅速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根本上解决人均年收收入低于680元人口的温饱问题。实行这一制度每年所需资金也仅为40亿人民币，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这部分支出。
因绝大部分的城市贫困人口已经进入低保系统，应该说城市中绝对贫困的问题已经大体上得到解决。当前工作应该是如何完善低保的发放。另外，对于他们的子女上学、基本医疗，以及在城市水,电,气价格调整时对他们的给予特殊的补贴照顾, 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在改革中不至于恶化。有了城乡两个“低保”系统，就可以把中国绝对贫困的问题基本解决。从国家财力与各级政府的执行力来说是完全可以在短期内做到的。
二是把减少机会不公平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在经济活动中公平有两个概念，一是收入的公平，即所有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收入比较一致；二是机会公平，即经济活动参与者都有公平竞争、公平参与的机会。收入可以是不公平的，但每个人都应该有公平地参与竞争的权利。
在中国的现阶段以至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我们可能都要把创造机会均等放在更重要的地位。首先，机会的均等是需要一个很好的机制来保护的，否则市场有垄断的倾向。市场竞争是多次的博弈，胜者有竞争中的优势，在下一次的竞争中就处于优势地位，进入良性循环。反之，竞争中的弱者则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此多次博弈后就容易形成垄断的局面。再者，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竞争的不完全。一部分人、一些单位有着相当不公平的机会。若不建立一个机会均等的机制，会使收入的不均等进一步地扩大。事实上，东欧、前苏联等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的现象也说明，转型经济在机会均等上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在解决机会均等的问题上，就业是人们参与竞争、抓住机遇的最基本前提。因此保证充分就业是政府实现机会均等的最重要的任务。各国政府都把减少失业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放在工作的首位。要增加就业，政府的政策就应该多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就业较多的行业的发展。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增加就业的最佳途径。
在机会均等的问题上，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保持公平竞争。这首先要有一个较好的市场准入规则。政府不应该过多的控制行业的准入，让一些企业，特别是部分国营企业享有垄断的权利。保持公平竞争还要有公正、公开、透明的规则，要有严格、及时的执法。把那些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厂商与个人绳之以法，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
在机会均等的问题上，政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投资教育。保证社会的参与者得到基本的教育，今后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在中国，目前首先是要抓好的是义务教育，保证每个公民都有一个接受至少是义务教育的机会。
同样地，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也是使人们有均等竞争机会的基本条件，是政府工作的优先领域。没有一个基本的健康条件，参与竞争无从谈起。农村中大部分的贫困人口都是因病致贫。没有一个基本医疗保障，小病拖成了大病。没有一个较好的公共卫生系统，流行病、传染病会使大规模的人群丧失劳动能力。这些都是政府在保证社会有一个机会均等的最起码的工作，是政府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三是把重点放在解决未来收入公平上。
我们应该要清醒地看到，中国还是一个人均GDP仅1700美元的中低收入国家。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一个十分完善的福利社会。我们要强调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但在现阶段，也只能达到一个低水平的、最基本的收入公平。在当前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上，我们要特别防止给公众过高的期望，形成一个从国家现阶段的财力根本达不到的预期目标。
在当前要解决未来的收入不均，重点要放在增加农民的未来收入问题上。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断增大的城乡收支差距。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国城市居民之间，农村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但把城乡合起来算，基尼系数就远超出了国际目标警戒线外。农民收入增加不快，从根本上说是农业生产率低。从国际的眼光来看，因以大田生产为主的粮食生产并不是耕地相对稀缺的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因此，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一定要减少农民，加快城市化进程。把农民绑在农村，绑在田里，通过大量的对农业的补贴，虽然能在短期内增加农民收入，但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反而束缚住了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对农村的青年，因他们教育程度相对较高，适应能力较强，应该鼓励他们进城去，参与城市化的建设。放开城市长期居住的门槛，给农民工一个不断地培训与学习的机会，不断地提高收入水平。这样才能使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逐渐地在城市留下来，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与此同时要加快城市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劳动保障制度以及养老保障等一系列制度上对农民工应该一视同仁。
最后，政府要通过税收、财政、货币、土地的各方面措施，防止出现房地产泡沫，防止通过财产的快速增值使未来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
（感谢亚洲开发银行汤敏先生为本文提供的素材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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