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西部大开发的战斗动员令。西部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西部经济的欠发达突出表现在农村发展的滞后。我国西部人口的80%在农村，为全国农村总人口的28%。据统计，1999年西部农村的人均收入为1608元，仅为全国平均的72.8%，其中不少地、县农民的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自然条件的恶劣，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结构单一、经营粗放、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利、电力、农机、交通等）严重滞后，由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科普教育等）落后而造成的劳动者素质的低下，以及改革步伐的迟缓等，是阻碍西部农村发展的主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和核心就是“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没有西部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富裕，西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西部大开发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取得成功。农业还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从宏观上看，“三农”更是个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问题。作为民进组织，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更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对农村、农民的“深厚感情”以及升华到理性思考后产生的“高度责任感”。1999年以来，许嘉璐主席每年都亲自率队到农村特别是老少边贫困地区进行专题调查。由于环境和历史的原因，在一些贫困地区，看到了“能让人落泪”的窘困状况，使许嘉璐主席及一起调研同志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同样，他们也看到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广大农民所表现出的聪明智慧和出色的才干。深入的调查研究，使民进的广大成员对农村、农民蕴积起深厚的感情，并升华到理性的思考。许嘉璐主席提出，应当把“三农问题”与我们的政权性质联系起来看，江总书记“三个代表”思想，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就人口数量讲“最广大的”正是农民；从我国走过的历史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农民做出过巨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从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看，是农村的物流、人流向城市的转移，支撑了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当城市的工业化完成后，理应“反哺”农村，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如果现在还不去很好解决“三农问题”，让城乡差距继续拉大，依然是农村单向支持城市发展，其后果就会是，不仅东部地区和城市的发展受到制约，整个国民经济也将受到影响和制约，“三步走”的目标就有可能不能实现。因此，许嘉璐主席指出，解决“三农问题”“这是执政党宗旨的体现，是学习贯彻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重要实践，是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工作出发点和归宿的具体体现。尽快统一和提高各级政府领导班子对‘三农’问题重要性的认识，真正把‘三农’‘放在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是今后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民进中央决定把“三农”问题作为全会连续几年的参政议政重要专题，并结合为西部大开发建言献策开展调研。
2000年2月春节刚过，许嘉璐主席、张怀西常务副主席即率调查组赴陕西、甘肃两省农村调研，并在陕西向民进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新疆）的负责同志作了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要特别重视和关注“三农”问题的重要讲话。同月，张怀西常务副主席在银川主持召开民进西北五省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4月，在重庆主持召开民进西南五省市（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具体部署有关调研工作。之后，许主席又赴重庆、四川农村考察。6月，许嘉璐主席等会中央领导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考察团，赴云南、贵州老少边地区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2000年9月，我们在成都召开了“民进西部大开发研讨会”。50余位会内外专家学者参加，向大会提交论文40余篇。会议取得积极成果。2001年2月，张怀西副主席主动拜访国家农业部，就在西部大开发中要特别重视“三农”问题与农业部领导交流并征询意见。我们的想法得到农业部领导的坚决支持，他们认真研究了我们的意见并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3月，《关于西部大开发中要特别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建议》正式形成，并于同月呈送中共中央。
之后，许嘉璐等会中央主要领导又先后赴江苏、河南、陕西、甘肃以及重庆、河北等六个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特色鲜明的省市进行调研，先后到近20个地市的几十个县、乡、镇、村和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听取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农业与农村工作的情况汇报，参观考察了一些农村产业龙头企业、农业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养殖基地、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区，并深入农户访问、交谈，与政府有关部门、乡县干部代表座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12月中旬，许嘉璐主席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主要领导人座谈会上，就此次调研的结果向江泽民总书记当面作了汇报。在许主席汇报的基础上，我们于同月下旬正式形成《关于西部大开发中“三农”问题的几点建议》，呈送中共中央。
《关于西部大开发中要特别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建议》：
1、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对解决“三农”问题在西部大开发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解决好“三农”问题应该成为西部地区各级政府议事日程中的首要议题，应当成为当前农村“三讲”教育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强化农业在西部发中的基础地位。
3、坚持科技为先导，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中的科技含量。实践证明，有些地方多年来实施的“星火计划”、“丰收计划”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星火计划”、“丰收计划”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农民得实惠的好项目，是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有效的“抓手”。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适当时候召开一次西部地区“星火西进”的工作会议，大力推进此项工作。
4、国家应逐步制定完善的政策，推动农村改革，为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如多渠道的投资政策、资金投入的倾斜政策、吸引人才的政策等等，以及加强西部农村县、乡两级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力度。
5、西部大开发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智力的开发，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优先发展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应该成为西部大开发的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义务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决不能动摇，同时要抓好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坚持农科教结合的方针，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培养人才。
《关于西部大开发中“三农”问题的几点建议》
1、实施“星火西进”，建设西部地区星火计划产业带。实践证明，“星火计划”这一“我国科技人员的创造”（江泽民主席语），的确是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切实有效的“抓手”。建议①、在实施“十五”国家星火计划规划中，把建设陕西关中星火产业带作为重点加以落实，同时在甘肃河西地区安排若干个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逐步形成河西走廊星火产业开发带；②、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召开依次星火西进工作会议，推动和部署“星火西进”工作；③、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星火计划”的支持力度，专项资金从每年3900万元增加到5亿元，用于重点支持有利于解决农民增收的种植养殖以及农副产品加工项目、农村科技信息化和农民人才培训等。
2、深化改革，把科教兴农落到实处。①、以解决农业发展的实际问题为目标，调整西部地区的农业科技导向；②、积极提到农业科技产业化，探索科技兴农的新形式和新机制；③、认真发掘研究本地区资源，加大扶持力度，形成区域性支柱产业，特别要重视品种、品质、品牌意识；④、高度重视信息在指导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应把为农民提供各类农业信息作为主要职责之一；⑤、在有条件的一些省区，逐步建立示范和辐射作用强的农业科研基地。建议在西南地区再建一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集约和优化本地区的农业科技资源，促进本地区科教兴农的实施；⑥要把提高西部地区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摆到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要把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大的基础性措施来抓，建议中央有关部门组织西部各省开展“教育富民”工程，通过职业教育和成人文化技术培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培养农村致富骨干、推广农村科技致富示范项目；。
3、完善农业投资机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①、严格执行《预算法》，保证财政支农资金到位；②、中央银行调整对从事农业信贷的银行的考评奖罚标准，恢复农村储蓄点，遏止农村资金通过银行流到城市的势头，大幅度提高农业小额贷款的比例；③、逐步增加国家财政对县以下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采取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多种方式，支持农村社会发展；④、积极探索利用外资发展西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途径。
4、促进西部农业生产的市场化、专业化。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富裕最终的出路和希望都在于市场，要靠经营的市场化、专业化，引导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转变观念、增长才干。①、国家要加快全国性农业产业布局的调整，确定全国招呼要产粮区，扭转各地都“以粮为纲”的格局；②、对生态脆弱地带的农村人口逐步实行必要的整体移民，改变低效生产及对进一步破坏；③、推动和支持多种形式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完善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农业产业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④、建立一支素质较高、有市场经济意识、善于经营服务的农民经纪人队伍，逐步实现按层次配备合理、按地区形成网络、按行当成龙配套的生产、流通、销售一体的一条龙模式。⑤、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干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牢固树立市场经济意识。建议进一步加强东、西部干部交流的工作力度。
2001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对《关于西部大开发中要特别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建议》作出电话回复：①、民进的《建议》已呈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②、温家宝副总理于4月10日批示，将《建议》送西部开发办和农业部参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