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改为“规划”，背后其实是规划指导思想和发展观的嬗变。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以人为本”，是在发展和创新中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因为如果没有对人和自然的关照，那么所有的发展都是徒劳而没有意义的。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宾：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博导）
新闻背景：为期四天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于今天闭幕，全会研究审议的“十一五”规划举国关注。从权威媒体的报道中，人们已经可以观察到一些不可小视的细节，意味深长。名称上将沿袭几十年的“计划”改成了“规划”，时间上也更加灵活，不再要求所有的规划都以五年为期编制；会前中央领导亲赴各地密集调研，国家发改委及各个省市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十一五”规划研究课题，412万公众为“十一五”环境规划建言……人们期待，新意频现的编制过程能绘就一份承载人民愿望的宏伟蓝图。
主持人：在编制过程的种种细节中，“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最受瞩目。有专家称“虽一字之差，内涵却不尽相同，显示出党对发展内涵的认识已有变化。”对此“名称”之变，您又怎样看？
汪玉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背景下，再以传统的计划思维去规划经济显然不合时宜，必须和计划经济彻底告别。而脱离了计划经济的“五年规划”，应该具有动态性，规划期不像过去“一刀切”式以五年为限，根据规划对象的特点具有时间上的弹性和灵活性。名称以及时间上的变化反映了党在引领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自觉遵循社会和市场自身的规律。看似表面的调整，却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变革。
由此深追下去，背后其实是规划指导思想和发展观的嬗变。回顾过去，“发展就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总揽全局，成为社会各方面发展的重要推力。这些原则至今仍须坚持，但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囿于数字化的理解，导致计划的僵化；甚至引发了唯GDP增长论的蔓延和经济短期化行为的滋长。所以，下一个五年的发展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的数量增长。如果只是为了完成计划的数字而行动，那么所谓的经济增长很可能是竭泽而渔。
“十一五”规划特别强调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以人为本”，是在发展和创新中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因为如果没有对人和自然的关照，那么所有的发展都是徒劳而没有意义的。从客观来说，目前中国发展特定的阶段性特点也决定了这种转变。在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还是要解决贫困、温饱的时候，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并不具有充分的条件。但是现在当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也遭遇“矛盾凸显期”，各种挑战更加严峻，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紧迫。如果说过去因为无暇旁顾，有在经济单行线上快跑的偏向；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已不能不作出调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如果还不将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那可是要误事误国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十一五”，承载着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体现了国家未来发展的大思路、大智慧。
主持人：“拍脑袋上项目，关起门搞规划”，决策的盲目性和不透明，已有无数惨痛教训。而“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吹来了清新之风：中央高层深入地方实地调研、倾听民声，规划的研究讨论打破封闭、问计于民。这些举措亲近民生、集中民智，已广受赞誉。但除此之外，决策向开放型的转变是否还寄寓了社会和谐治理的深意呢？
汪玉凯：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以后，从根本的执政理念抓起。低调执政的背后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理念的潜移默化，朝着亲民、亲和、清廉的方向不断迈进。此次“十一五”规划的制订过程充分反映了领导人这样的执政理念，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通过亲身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据此来定夺规划，这是务实作风的体现。
此外，我们还要从执政理念、执政谋略的高度来认识这个新气象，应该看到这些新举措也是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体现。从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我们的着眼点也应该发生变化―――对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要投以更多关注，尤其是困难群体和底层民众。而民众对“十一五”规划的期待与当前社会所面临的矛盾、冲突和问题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的五年规划应该是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回应，对民众心声的呼应。所谓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之义，亦由此体现。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信息互动，借助未来规划的分解落实，缩小贫富差距，协调利益差别，促进社会和谐，我想这也是“十一五”规划中非常关键的一点。
主持人：面对如此清新政风，老百姓期待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好的五年规划，更是政府能否在最大程度上使大家共享新的发展成果。值得深思的又一细节就是，在规划讨论过程中，许多会议都是以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为主题的。有评论指出：任何规划都有一个执行者的问题，而关键就在于政府。您以为呢？
汪玉凯：政府改革肯定是“十一五”规划的聚焦点之一。无论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化解社会冲突，还是推动自主创新，都与政府的公共政策安排、自我纠错息息相关。“十一五”规划强调要自主创新，这不仅是经济领域的科技创新，政府层面也需要自我创新，创新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因为事实上，政府层面的不少体制机制还不适应科学发展的创新跨越的要求。
中国当前面临三大压力：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二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压力，三是政府自我纠错的压力。前两个压力能不能得到纾解，关键在于后者。它包括政府能否管好自己的官员队伍、公共治理能否有效，能否减少决策失误、制定公共政策能否科学合理、政府能否代表公平正义等等，这些都是政府自身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政府有问题，非但不能促进发展，反而会制造不和谐，比如腐败，土地拆迁、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等等。因此，要使“十一五”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的现实，就不能离开各级政府的自觉认同和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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