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姑姑走了，
她静悄悄地离去，
生怕打搅了我们，
她依旧在我们的心中。

雷姑姑走了，
她清白白地辞别，
没留下一点铺张，
她依旧在我们的心中。

雷姑姑走了，
她长久久地担当，
希望曲折和光明，
她依旧在我们的心中。

雷姑姑走了，
她日夜夜地思念，
家乡祖国和人民，
她依旧在我们的心中。

注释：
　 
　　我父辈中好几位与雷老相知相协半个世纪以上。雷老一方面积极投入我国的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一方面在团结广大知识界朋友方面也作过许多感人的事情。下面是几则小故事。

　　我的姑姑陈慧，曾和雷老一起参加民进的筹建，是民进成立时二十六人之一。下关事件中雷老被特务殴打住进医院，她曾专程去南京看望。九十年代陈慧生病卧床不起，雷老身居高位又有诸多公务在身，仍然不顾九十高龄，每一两个月总要亲自和秘书高志芬一起逐阶登上三层楼，去看望陈慧。她每次都带一些小点心，一边亲手喂她，一边问她喜欢哪几样，下次还带来。吃完给她擦手擦嘴，还要给她梳头，就像对待一个小小孩似的，充满着母爱般的深情。后来雷老还亲自帮陈慧安排住院条件。她们之间的莫逆之交是伴随着为祖国惊天动地的事业不懈探索和努力中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

　　我的另一位姑姑陈意，在30年初就担任燕京大学家政系主任，当初雷老刚回国，广东口音重，不熟悉北京，大家又非常喜欢这位“小妹妹”，所以就和陈意一起住在燕南园，交往十分密切。抗战后，雷老去江西开展妇女工作的开始阶段，一直有陈意陪伴。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陈意先调到哲学系教心理学，后来受命组建北京大学幼儿园。由于工作努力，该幼儿园即成海淀高校之冠。但与此同时，陈意被取消教授资格，原因是幼儿园归总务处管。八十年代初，雷老十分心细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亲自向北大党委陈述陈意的问题，使陈意恢复了她一生中投入最多精力的教师职称。
 
　　在1957年初雷老主持民进北京市委会时，我的父亲陈选善是副主委，他们认识很早，在北京努力发挥民进在文教界中的作用。我妈妈六十年代后总是多愁不愉快，一见到雷老，马上就Kitty-Kitty（雷老的英文昵称）的，变得十分快活。其实，雷老不只是忘我地给人带来快乐，更有亲身对曲折历史的乐观和坚定。后来在“文革”年代，我家更是处于狼狈状态，父母先后过世，雷老都到八宝山告别老友。

　　我还有一个脾气古怪的小叔叔，30年代是燕京大学研究生，一二九运动时还南下请愿。由于陈意的关系，他和雷老也很熟。1936年留德，很快获得柏林工业大学博士，在德国好几个工厂企业作过工程师，大战结束归国后又在各大学教书多年。解放后曾负责四机部一个电工陶瓷厂的建设，是个二级工程师。五七年后由于腿部严重粉碎性骨折成了残废，好动又好整洁的他从此成为相当古怪的宅男。有一次雷老笑着给我出了个题目，她说，他有这么多经历，又有这么个古怪脾气，你应给他写一部传记。过了没很多天，雷老对我说，他游遍欧洲，在德国经历了希特勒统治时代和整个世界大战中的多次轰炸，思想和处事在我们看来相当古怪是可以理解的。雷老对知识分子的脾性的分析总是那么具体和深入，这和她在国务院专家局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深入研究是有关系的，当然也和她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风格有关系，因为那时她还联想到我叔叔的一位好朋友，严景耀的弟弟，也在德国呆过很长。

　　我从美国进修归国后，雷老很关心我们，她还亲自介绍我加入民进，鼓励我做好业务的同时要走不断进步的道路。由于我父母早逝，每逢春节她总是约我和赫彤到家餐叙，讲一些故事，同时也了解一下工作中的情况并给予指点。雷老对别人说话总是很认真地倾听，间或给予一两句指点,有时还说些亲身经历的笑话，使我们都不会因崇敬而拘束。
　 
　　雷老的朋友很多，帮助朋友的故事也很多，她对朋友的真心实意就像是她对我们共和国的真诚大爱的流露，是那么的热烈，是那么的坚贞。雷老离去使我想了不少事，写下点滴也是为了鞭策自己。雷老是个高尚的人，是个乐观进取的人，是一心为祖国为人民不断进步的人。

（责任编辑：张政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