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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希先生在重庆的那段难忘岁月

    梁希(1883-1958年),新中国第一任林业部部长,九三学社创建人之一,我国杰出的林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纲领,积极参加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进步活动,不避艰险,掩护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本文回顾梁希在重庆为争民主、促进祖国发展而舍身战斗的那段难忘岁月。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37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沙坪坝,身为中央大学教授的梁希在迁校过程中首先关照的是他经营数年的森林化学室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他和助手们精心装箱,妥为保护,完整无缺地运抵沙坪坝。可是对他在浙江故乡的家人未能顾及,丢在沦陷区。长子妻离子散,神经出了问题;次子参加新四军,其妻为抗日而牺牲,其女寄托在山东老乡家而失散。在重庆,梁希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教学工作上。他对图书、仪器的爱护,胜过自己的家庭和财产。每当有空袭警报时,先把重要的仪器、书籍收检妥当,让工人挑进防空洞之后,自己才肯进防空洞。他拖着年老瘦弱的身体苦心经营重建的试验室,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在当时国内各森林系中首屈一指。

    梁希到重庆初期,对时局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他是《新华日报》热心读者,曾说:饭可以一天不吃,《新华日报》不可一天不看。梁希通过与中共党组织及《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同志的接触,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时局的变化情况,并收集了许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手不释卷,思想豁然开朗。他对一些朋友说 :“中国有灯塔了,中国有贤相了,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当时《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生活十分艰苦,每逢假日,梁希和潘菽他们就背着沉重的东西,从沙坪坝中央大学步行到《新华日报》社表示慰问。梁希还与挚友金善宝为八路军战士捐款。

    1939年植树节,梁希应农林部之邀,写了一篇《造林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的广播稿。他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帝国主义霸占别国土地都不会去为别国而造林的。但中国人为自己造林 :“为什么舍不得花本钱呢?难道数十年来水旱灾还不够凄惨?难道木荒还不够厉害?”在讲话中梁希首次科学地提出了发展我国林业的战略思想。

 周恩来称梁希“是一位实干家”

    193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从各地来到重庆的一部分科教界人士,经常举行座谈会,提出发扬五四精神,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中央大学内也组织了座谈会,主要由梁希、潘菽负责,他们交换所听到的消息,特别是延安的消息论抗战局势,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等,后来取名为“自然科学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得到周恩来、潘梓年的关怀与指导。1940年春,“自然科学座谈会”的5位同志负责编辑《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其中就有梁希。

    皖南事变发生后,梁希食不甘味,日夜焦虑。他低声告诉中共地下党员陈晓原:“你能不能转达周恩来先生,设法送我去西安,然后徒步去延安。”后来因梁希年高体弱,又考虑安全问题,他接受周恩来和地下党同志的意见,放弃了去延安的想法。

    皖南事变后的一个夜晚,陈晓原带着《皖南事变真相》的宣传品在中央大学的松林坡内散发时被校警发现追踪,奔向梁希的宿舍,梁希将他隐藏在床毯中使其脱险。

    1941年,梁希把自己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体会,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了《用唯物论辩证法观察森林》 的哲学论文,用“一丁”的笔名发表在中共理论刊物《群众》周刊上,受到党内外科技工作者的重视和赞扬,周恩来给以很高评价,认为是自然科学家联系实际的良好开端,称梁希“是一位实干家”。

    1941年,农林部决定设立中央林业实验所,请梁希出任所长并兼任技正和中央林业实验所林产利用组主任。当时不少林学专家和他的学生都劝梁希就任。可梁希只同意兼任主任,不要兼职薪金。为了工作他提出了3个条件:1.将林产利用组设在中央大学内,与中大森林化学室合作工作;2.中央林业实验所拨给研究经费,并派研究人员住在中大,在他领导下从事研究工作;3.试验研究结果,用双方名义共同发表。中央林业实验所同意梁希所提条件,前后派去十几位技术人员并拨去经费,开展了多项研究工作。当时梁希领导3个试验室:中大木材学试验室、森林化学试验室和中央林业实验所林产利用实验室。这时,中大森林化学试验室,在梁希的努力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科研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梁希亲自参加桐油提取、木材干馏、木材防腐、木材干燥和竹材、木材的物理及力学性质等试验研究工作,完成了多项研究任务,发表论文和试验报告多篇,填补了中国当时林业科研项目的空白。特别是在提取桐油方法方面试验成果,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梁希编写、讲授的《林产制造化学》讲义,将西方国家的科技成就,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增加自己的科研成果,学生学后不但增加理论知识,而且学会了操作技术。

    1941年,中央大学农科研究所增设了森林学部,请梁希负责该部工作,首次招收林科研究生。1942年,鉴于梁希的教学、学术成就和社会威望,经教育部学术委员会批准,颁发梁希为“部聘教授”的决定。对“部聘教授”学校当局无权解职和辞聘。

“我辈暗中能探索,英雄名下不虚夸”

    梁希一身正气,疾恶如仇,对反动官势从不谄媚。1942年的一天,当时兼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蒋介石到校视察,说是要来化学馆。森化室处于化学馆中间,梁希让森林室关门走人。蒋介石走过时问道:“谁管这实验室?”陪同者答:“梁希先生。”蒋介石默然而去。

    1942年,重庆大学教授朱森调往中央大学任教,两校相继送去配给的5斗米。当时朱森教授公出在外,米被家属误收,教育部借故打击迫害,朱森含恨致死。梁希闻讯怒不可遏,挥笔疾书一副挽联:“寒士死生五斗米,贪官反正一团糟”,觉得后一句份量不够,又改为“贪官海陆满机仓”(意指国民党上层人物曾用专机从香港运山珍海味到重庆享用),这一凛然正气的挽联在校园久久流传。]

    每当《新华日报》创刊纪念日,梁希都发表诗文纪念。1942年《新华日报》创刊4周年之际,梁希非常感慨地用“凡僧”署名赠诗祝贺。诗曰:

    黄柑斗酒读新华,老眼如看雾里花。

    我辈暗中能探索,英雄名下不虚夸。

    残篇人尽千回诵,众目谁当一手遮。

    料得满天星斗夜,万家儿女唱边笳。

    1943年12月28日是梁希60岁寿辰,《新华日报》社请梁希等人去会餐,到了以后才知道是周恩来等领导人为梁希举行祝寿酒会。周恩来在祝酒时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现在是举步维艰,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这番话使梁希深受鼓舞。

    梁希把学术界称之为“会员之家”的中华农学会视为重要的阵地之一。1937年1月他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后,不久赶上抗战搬迁,到重庆后学会遇到极大困难,会务陷于停顿。梁希在教学工作百忙之中独负重任,向中大农学院商借一间房屋恢复学会办公,又募资使 《中华农学会报》复刊。不仅如此,不久又创办了《中华农学会通讯》,使学会的刊物比在抗战前还增加了一种。

    梁希在重庆主持学会工作的几年中,使抗战期间的农学会工作蓬勃发展。1944年,中华农学会为纪念梁希主讲林学30年及主持学会会务的功绩,接受国内外人士捐款,设置了“梁叔五先生六十寿辰纪念奖学基金”。

    1945年2月23日,重庆文化界以郭沫若为首,草拟《陪都文教界对时局进言》,反对内战,反对投降,反独裁,争民主,要求成立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并发起了广泛的签名运动。梁希和300余名科技界的知名人士都签了名。这使国民党“右翼”极为震惊。陈立夫、朱家骅(此时朱任教育部部长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先后亲笔写信劝说梁希发表声明予以否认。梁希复信说:“名系我亲手所签,全非由人代笔。如欲发表声明,亦仅此而已矣。备承关注,谨表谢意。”没过几天,国民党当局又派人来征询梁希愿否与盛世才共掌农林部?梁希婉转回答说:“我是聋子,叫聋子干这样的大事,岂不耽误大事?”利诱不成,又派特务头子徐恩曾带着两个便衣,荷枪实弹,分立梁希门旁,徐转达陈立夫、朱家骅意见,仍让梁希登报否认签名之事。梁希愤然说 :“名已签了,怎好反悔?请你徐先生设身处地想一想,你能不能这样做?”徐恩曾只好灰溜溜而去。当时梁希这种凛然正气的大无畏精神,受到了周恩来和许多爱国人士的敬佩。

    这一时期,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负责人,协助几年前在重庆组织起来的“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们,积极团结更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组织广泛的、公开的科学团体。1945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推选竺可桢为会长,梁希为副会长,该会后来又创办《科学新闻》报,梁希是编委会成员之一。

    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前后,许德珩、潘菽等人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而发起来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也产生了,经潘菽介绍,梁希也参加进来。

“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

梁希在抗战岁月里,热情支持学生们的革命行动。有一次他对一个要求进步的同学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希望;国民党是腐朽透顶、不可救药的。”“希望你们带红帽子,做进步青年。”中大森林系靠近共产党追求进步的学生很多,反独裁争民主的活动很频繁,当时人们称森林系是“红色系”,是“共产党系”。

抗战刚胜利不久,中共从重庆高等院校向解放区输送一批干部,参加外事等方面的工作。中大森林系5位同学被选送。临行前向梁希辞行。梁希对学生们前往解放区参加工作深表赞许,紧握着同学们的手勉励大家 :“到解放区去,好得很!为人民服务,大有用武之地。”

 在重庆期间,梁希还特别注重既教书又育人的教育原则,对学生关心爱护,每当学生有了困难,便慷慨解囊相助。有一次,一名学生患恶性疟疾,一连数周不愈,体弱不堪,幸得梁希资助住院,方得转危为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梁希得知后,一方面高兴中国有希望了,一方面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不久接到了毛泽东接见的通知,梁希喜出望外。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发表了著名词作《沁园春·雪》。梁希拜读后,也写了一首词相和,抒发他敬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心情。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学座谈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并提出建立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举行了“九三学社”成立大会。梁希一直是该组织的积极发起者、筹备者,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九三学社”的监事。

1945年前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腐败,经济萧条,从不被统治者重视的林业更是萎靡不堪。1946年元旦,中央大学森林系办的一个停刊数年的刊物《林钟》复刊,梁希应邀写了一篇《复刊词》。他指出:“在这种不景气的年头,阴阳怪气的环境里,万象萧条,百业萎靡,什么事都不上轨道,什么东西都寿命不长,许多工厂关了门,许多煤矿歇了业,桐林破坏了,蔗田废弃了,钢铁过剩没人要,霉布没人管,整个国家一团糟。”他对国民党政府进口木材,仰仗海外,不发展自己的林业极为不满。梁希在《林钟》中不但敢于无情地揭露反动势力,还进一步鼓舞人们“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钟!林钟是我们的晨钟,林钟是我们的警钟,要打得准,打得猛,打得紧,唤起社会,觉醒政府,警告脑满肠肥、醉生梦死的人们”。梁希提出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的名句,多年来脍炙人口,一直传诵不衰,成为林业界人士向往的奋斗目标。

作者:叶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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