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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与民进

 

   著名文学翻译家、文化评论家傅雷先生,早年留学法国,长期从事翻译工作,辛勤笔耕,译著宏实,现出版有《傅雷全集》20卷,其中有翻译罗曼·罗兰长篇巨著 《约翰·克利斯多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等,均成为译界的名篇,被誉为“信达雅”的完美楷模。他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的《傅雷家书》,刊印一百多万册,感动了数百万的国内读者。

    傅雷有出色的才华,是一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为人坦荡,秉性刚毅。孤傲火爆的脾气,刚烈倔强的性格,也让他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傅雷和中国民主促进会有过一段密切的关系,现简述如下。

民进筹建的积极参与者

    在中国民主促进会酝酿筹建过程中,傅雷是个积极参与者,可以说他是民进的发起人之一。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傅雷抗日和反蒋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在上海和友人合办《新语》半月刊,常在《民主》、《周报》上发表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的文章。上海杂志界联谊会在八仙桥联华银行二楼会议室开会,傅雷经常和马叙伦、郑振铎、唐弢、柯灵等人在这里碰头,议论时事,商讨出版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逐渐酝酿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我们来听一些当事人的回忆:

    刘哲民回忆那时我担任经理的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已经停业……(分行会议室成为《周报》召开撰稿人会议的地方)。郑振铎、马叙伦、傅雷、唐弢、柯灵等人也经常在那里喝茶聊天,漫谈时事,商量出版事宜。民主促进会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起来的。1945年11月,在一次座谈会后,郑振铎、马叙伦、徐伯昕、傅雷、唐弢和我留下来闲谈,傅雷提出因为国民党反民主事件不断发生,而《周报》又是每周发刊一次,往往不能及时反映报导,进行斗争。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要成立一个团体,用团体的名义可以随时对政局发表意见,扩大政治影响,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建议名称可以叫作“民主促进会”。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傅雷自告奋勇起草宣言,以后在庙弄郑振铎家中对发起宣言正式讨论过一次,是徐伯昕带来一份宣言及签名人名单,由马叙伦领衔签了名,郑振铎、唐弢和我相继签了名……解放后,郑振铎和傅雷根据发起人宣言中称“一旦民主政治实现,本会即行解散”,主张按宣言解散民主促进会。后因周总理建议保留,民进因此没有解散。唐弢、郑振铎、傅雷在那时根据原宣言精神,退出了民进。

    唐弢回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西谛(郑振铎)应徐伯昕之邀主编《民主》周刊,那时上海的几家周刊有一个双周座谈会,交流意见,互通信息,有时也邀请作家参加。最初动议的情形我记不十分真切。据《周报》发行人刘哲民(因为会议在《周报》二楼召开)回忆 :开始是由傅雷提出的,他认为有些文章由个人署名力度不大,最好用团体名义,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我对这点有点朦胧,但记得清楚的是1945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在西谛庙弄家里,他拿出一份由傅雷起草的宣言稿,让我看了签名,说这是徐伯昕送来的,上面已有七八个人签了名,有几个我不熟,西谛一一作了介绍。这个宣言后来没有发表,似乎也不再听到有人提起了。

    柯灵回忆1945年除夕,民进成立,马叙伦、郑振铎、周建人、傅雷等都是核心分子。郑振铎坚持民进纯粹是民主运动的组织,民主告成,组织就应解散。新中国成立以后,民进成为民主党派,郑振铎就坚持己见,默然而退。民进成立时,会员不过30人左右,理事原定3人,在成立会讨论会章时,理事名额逐步升级,最后增至11人。傅雷力阻不要再扩大,并要别人不要投他的票……傅雷虽然被选为候补理事,但此后他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不常参加民进的会议,与民进关系逐渐疏远,足见傅雷与郑振铎一样的文人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退出民进活动

    傅雷是个自由职业者,他的生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个人的翻译和著述的稿费收入。工作时间对他来说极为宝贵,他要抓紧时间、集中精力来“爬格子”。他曾感叹“艺术家和行政工作是不两立的”。他患有肺结核病,身体劳累,心情失调,都影响到他的工作进度。

    解放前,生活飘忽不定,他曾两次去庐山养病,每次3个月。1948年11月,为避混乱的时局,他又去昆明住了8个月。1949年7月,又转去香港。当内地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他于当年11月从香港搭乘轮船经仁川到天津,12月才回到上海。在颠簸的遭遇中与民进拉开了距离。他在这个时候,宣布退出了民进。1950年4月,民进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傅雷没有参加。

    傅雷成为极少数的没有归属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收入的“自由职业者”。后来,他在上海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推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1956年婉拒民进的邀请

    民进是以联系教育、文化、出版界代表人士为主的民主党派,对傅雷这样的文化名人、翻译界前辈,仍是抱着殷切的期望,希望他恢复参加民进的组织活动。在上海的柯灵、周煦良等一直和他保持友好的联系。

    1956年,民进在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又提出要争取傅雷再次加入民进。这事怎么办呢?先由在沪的民进中央委员周煦良(也是翻译家、傅雷的老朋友)去面谈,邀请他8月来京参加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由马叙伦主席写亲笔信邀请,并提出了考虑傅雷担任民进中央委员。

    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8月1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傅雷仍以工作、时间、体力等诸多矛盾为由,婉拒参加民进的活动。当他收到马老的亲笔信后,感到这件事很紧急,于是在8月17日当天,分别给马叙伦、徐伯昕、周煦良各写了一封信,诚恳表达了自己婉辞的意思。现将他给徐伯昕的信,全文抄录如下:

    伯昕吾兄:

    本月八日接煦良来信,时又奉夷老(马叙伦)手教,使我惶恐万分。诸君子的厚爱和期望,都失之过奢。我的长处短处,兄十年交往,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党派工作必须内外方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样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兄若平心静气,以纯客观的眼光来判断,想来必能同意我的看法。

    再谈事实:我的工作特别费时,今年已落后四个月,内心焦急,非言可宣。而今后社会活动,眼见有增无减。倘再加一党派关系,势必六分之五毫无着落。倘使我能脱产,则政协、作协及民主党派的事也许还能兼顾。但即使丢开生活问题不谈,兄等亦不见得会赞成脱产的办法。我知道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比我忙数倍以至数十倍的人有的是;不过时间的分配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主要取决于各人的能力的。我不是强调我特别忙,但我的能力及精神体力使我应付不了太多的事,则是千真万确的。

    再说,艺术上需要百花齐放、丰富多彩 ;我以为整个社会亦未始不需要丰富多彩。让党派以外也留一些肯说话的傻子,对人民对国家不一定没有好处。殊途同归,无分彼此;一个人的积极性只要能尽量发挥,党与非党、民主党派与非民主党派都没有大关系。

    以上所言,都是我长期思考的结果,务盼勿以固执坚拒目之。我的过于认真与做一事就负起责任来的脾气,兄都深知洞悉;故所谓时间无法安排的话绝不是托词。为了免得民进诸君子及夷老误会,我以十二万分恳切的心情,央求吾兄善为说辞,尽量解释。候选名单,务勿列入贱名,千万拜托,千万拜托。匆匆不尽,即候。

    时绥

    弟怒庵拜上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七日

    (作者系民进中央原秘书长)

作者:陈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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