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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请命的人

    为民请命,这个成语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韩信平定齐地,刘邦封其为齐王。在项王与汉王的斗争中,韩信的作用愈益突出,成为决定双方谁胜谁负的关键因素。当时,一些说客代表不同的立场,纷纷游说韩信。其中,齐国人蒯通以相人之术前往游说,说韩信虽居臣子之位,却有震主之功,这是很危险的。蒯通如此说 :您要是听从我的计谋,不如让楚、汉双方皆不受损,同时并存,你和他们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此种局面一旦确立,就没有谁敢轻举妄动。凭借您的贤能圣德,拥有众多的人马装备,占据强大的齐国,迫使燕、赵屈从,出兵到刘、项两军的空虚地带,牵制他们的后方,顺应百姓的心愿,向西去制止刘、项分争,为百姓请求保全性命,那么,天下就会迅速地群起而响应,有谁敢不听从!(“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见《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31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而后,割取大国的疆土,削弱强国的威势,用以分封诸侯。诸侯恢复之后,天下就会感恩戴德,归服听命于齐。稳守齐国固有的疆土,据有胶河、泗水流域,用恩德感召诸侯,恭谨谦让,那么天下的君王就会相继前来朝拜齐国。当然,对于蒯通的游说,韩信虽然心存犹豫,但因为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情,最终并没有按照蒯通的设想去做。

    蒯通说的“西乡为百姓请命”,就是“为民请命”的最初的语源。因为齐国在东方,所以制止项王与汉王的争斗时称西乡,楚汉之争平息,则士卒、百姓因此免于死亡,这就是请命的意思。因此,为民请命最初就是指替百姓请求保全性命的意思。后来,这个词语的内涵有所扩大,凡是代表百姓向当权者陈述困难、提出请求,或替百姓说话,都可以称为为民请命。

    为民请命,实则是民本思想的最突出表现。所谓民本,即以民为本,因为在古代社会,君主专制,官员高高在上,君本位、官本位是政治、社会常态,所以,提倡以民为本,就尤为可贵。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孟子是比较激进的一位。他说过这样的话 :“百姓是最重要的,社稷次于百姓,君主的地位是最轻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见《孟子正义》,卷二十八,《尽心下》,9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尽管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产生很早,但孟子之前,能够表述得如此直接、如此激烈的肯定没有,即使在孟子之后,像孟子这样的表述后人也不大敢说。这种重民、贵民的思想,是孟子学说的基础,为此,他构画了一幅治世的蓝图,大意是说:5亩田的宅地,房前屋后,多种些桑树,50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绵袄了。各种家畜、家禽,不要错过它们的繁殖季节,70岁以上的人就有肉吃了。一百亩的田地,不要占夺百姓的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不会饿肚子了。做到这样却不能统一天下的,是绝不会有的。由此可见,在孟子的社会治理蓝图中,无不从百姓出发,替百姓着想,呼吁统治者减少对百姓的盘剥。毫无疑问,孟子是为民请命的人。

    为民请命,就是要关注民生。凡是能把发展民生作为要务的官员,就是为民请命的人,就是中国的脊梁。汉代的渤海太守龚遂就是这样的一位官吏。

    龚遂是汉宣帝时候的人。当时的渤海郡连年饥荒,盗贼并起,郡守毫无办法。丞相、御史等人向汉宣帝推荐龚遂,说龚遂能够把这个地方治理好,汉宣帝于是任命龚遂为渤海太守,并亲自接见他。龚遂个子不高,而且当时已经70多岁了,汉宣帝见之,与从他人口中所说的形象不大相符,就有些看不起他。汉宣帝问龚遂:“渤海郡现在动荡不安,我很担心。你有什么办法平定那里的盗贼吗?”龚遂回答说:“渤海郡动荡,那是因为海滨遥远,没有蒙受圣上的教化,那里的百姓为饥寒所迫,当地官吏又不知道体恤。那里的百姓被迫武装起事,这就好像小孩子盗窃兵器,在池畔玩耍一样,并非是有意作乱,所以不能用武力征服,而应该德化安抚。”汉宣帝答应了龚遂的请求(“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余,召见,形貌短小,宣帝望见,不副所闻,心内轻焉。谓遂曰:‘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遂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闻遂对,甚说。”见《汉书》,卷八十九,《循吏列传》,36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龚遂到达渤海地界,郡中官吏听闻新太守上任,派兵迎接,因为当时那里还很不稳定。不过,龚遂把护迎他的人全部打发回去,并移送文书到所属各县,要求彻底遣散追捕盗贼的官吏,说所有手持锄镰等农具的人都是善良的百姓,官吏不得过问,而手持兵器的人就是盗贼。龚遂单车一人到达郡府,郡中盗贼马上解散,完全平息。于是龚遂开仓放粮,济救百姓,调整官吏,选拔有德行的官吏,安抚管理百姓。

    在担任渤海太守期间,龚遂发现当地民风喜欢奢侈,好工商业,不乐农事,于是龚遂亲作表率,躬行节俭,并鼓励百姓致力于农桑,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种植一棵榆树、一百棵薤、五十棵葱、一畦韭菜,每一家要喂养两只母猪、五只鸡。百姓携带刀剑者,让他们卖掉刀剑,用来买牛。春夏两季劝百姓到田野耕作,到了秋冬就督促他们收割,还让家家户户多储果实、菱角、芡实之类。由于龚遂的巡视劝勉,郡中都有积蓄,吏民富足,诉讼案件也销声匿迹(见《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龚遂心中装着百姓,胸怀爱民之心,故能够为民请命,对于地方的叛乱,反对使用暴力镇压,主张教化,并积极赈济灾民、选拔良吏、劝课农桑,所以治理升平,他能够进入《汉书·循吏传》,不是没有原因的。

    为民请命,就是要顺应民心。《管子》中说:“政令之所以能够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之所以被废除,在于违背民心。人民厌恶忧劳,我就使他们安逸;人民厌恶贫贱,我就使他们富贵;人民厌恶危难,我就使他们安定;人民厌恶绝后,我就使他们生育繁衍。”(“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 ;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 ;民恶灭绝,我生育之。”黎翔凤 :《管子校注》,卷一,《牧民》,1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了解百姓心里在想什么,不调查,不研究,不走访,天天坐在办公室里,那是实现不了的,更不用说要为民请命了。

    为民请命,就是要体恤民情。《国语》记载,楚国的令尹子文曾经三次辞去令尹的职务,家里却没有一天的储粮,这是因为体恤百姓的缘故。楚成王听说子文吃了早饭就没有晚饭吃,因此每逢朝见时就预备一束干肉、一筐干粮,用来赏赐子文,竟因此成为国君对待令尹的常例。楚成王每次增加子文的俸禄时,子文一定辞官逃避,等到成王不再这样做时,他才回来任职。有人对此不理解,问道:“别人一生都在追求富贵,您却总是要逃避,这是为什么呢?”子文说 :“从政者是要保护百姓的。百姓还很贫困,我却图取富贵,这是使百姓劳苦让自己富足,这样的话,就离死不远了。我是在逃避死亡,不是在逃避富贵。”(“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徐元诰:《国语集解·楚语下》,52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令尹子文先恤民而后己,后来若敖氏家族都被灭了,只有子文的后代存了下来,世为良臣。作为执政者,时刻想到百姓,先民后己,甚至舍身为民,北宋时期的窦卞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窦卞在出任深州知州的时候,黄河在滹沱河处决口,水漫郡城,并发生了地震。流民从恩州、冀州逃来,接踵而至,窦卞果断发放常平仓的粮食,赈济灾民。常平仓是国家备荒以急民需的粮仓,是不能随便乱动的,开仓放粮必须向朝廷请示才行。所以身边的官吏赶紧告知窦卞说,擅自发放常平仓的粮食会被治罪的。窦卞哪能不知道这个规定,不过他说:“等到请示得到批复之时,百姓早都饿死了。我宁愿用自身性命换得数万百姓的性命。”(“俟请而得报,民死矣。吾宁以一身活数万人。”见《宋史》,卷三百三十,《窦卞传》,106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清代乾隆年间,郑板桥在潍县知县任上,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当时遇到荒年,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事。郑板桥来不及上报就下令开仓赈济。有人劝阻,他说 :“这都什么时候了?等着辗转上报并批复下来,百姓早就饿死了。如果上司追责,责任我一个人承担。”于是开仓出谷,让百姓凭券借用,等到丰年再归还,就这样拯救了一万多人。当年秋天,粮食歉收,郑板桥将自己的养廉银全部捐出,替百姓垫付税款。离任的时候,他又将百姓写的垫付借据全部烧毁。潍县百姓感恩戴德,为他立生祠供奉(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重修兴化县志》,卷八,《仕迹》,23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为民请命,就是要为民除害,为民申冤,替百姓解忧,替百姓说话。战国时期魏国的邺令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曾多次选入中小学的语文课本,因此家喻户晓。邺地的官绅和巫婆狼狈为奸,巧取豪夺,愚昧百姓。西门豹上任之后,通过调查,搞清了官绅、巫婆迫害百姓的事实,巧设计谋,破除迷信,惩治了地方恶霸,为百姓除去一害,并大力兴修水利,让邺地重获繁荣(见《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

    明朝时,夔州人青文胜在龙阳县做县令的属官。龙阳毗邻洞庭湖,连连水灾,拖欠赋税几十万,百姓如牛负重,不堪重负,在死亡线上挣扎,郡县长官不但不加体恤,反而加剧勒索。百姓无以纳税,有的逃亡他乡,老弱病残活活饿死,有的被关进大狱,受鞭挞刑罚而死的人接连不断。青文胜痛心疾首,情绪激昂,冒着越级呈诉的罪名,亲自进京到宫门之外向洪武皇帝呈献奏章,为百姓请命,再三上书,皇帝却没有任何答复。青文胜仰天长叹:“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乡亲父老啊!”又一次准备好奏章,击登闻鼓,并在鼓下上吊自尽。洪武皇帝知道后非常吃惊,同情他为百姓而牺牲自己,下令免除了龙阳赋税。青文胜家贫,他死后,妻子和孩子因为贫困不能返乡,乡里人感念他,决定用百亩公田奉养其妻子和孩子(见《明史》,卷一百四十,《青文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都是为民请命的体现。百姓的艰难困苦,人人皆知,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吏都能够为民请命,因为这需要有勇气,要不惧权贵,须有献身精神,要“敢”字当先。唐代的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宋代的包拯不惧权贵,敢于为百姓鸣不平,人称“包青天”;明代的海瑞不畏强暴,敢于让宰相归还强占的百姓田地。

    宋初有个大臣叫姚坦,性格木讷、正直、固执。有一次宋太宗的第五子赵元杰造了一座假山,花费无数,落成之后,召集宾客畅饮,一起欣赏假山。姚坦独自低头,看也不看,赵元杰强迫他观看,他说 :“我只看到一座血山,哪里有假山啊!”赵元杰惊问其故,姚坦说:“我在乡下看到州县催租,抓人家的父子兄弟,送县里用鞭子抽打,遍体流血。这假山都是用百姓缴纳的租税建成的,不是血山又是什么?”当时,宋太宗也在造假山,听到这件事情后,立即把假山毁了(见《宋史》,卷二百七十七,《姚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

    清代有个叫王仁福的官员,敢于担当。同治五年,他在河南省做官。当时,黄河改道,水灾连连,朝廷连年发动征战,没有多余的钱财修河筑堤,王仁福到任之后,尽力修守。同治六年秋,汛期河水暴涨,王仁福奔走于风雨泥泞之中,抢修堤坝七天七夜,材料用尽,大堤岌岌可危。百姓像蚂蚁一样挤在河堤之上,王仁福痛哭流涕,说:“我为河官,挤汝等于死,我之罪也,我为当身先之!”(见《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九,《循吏四》,130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他慨然走向坝顶,风浪卷堤,没入水中,竟然风止浪定,堤坝得保。清代著名学者万斯大说:“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万斯大:《周官辨非·天官》,乾隆二十四年重刻本)意思是说,只要是对百姓有利的事情,再小的事情也要去做;对于残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废掉。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可真无愧于被称为中国脊梁了。

作者:王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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