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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子飘香时的记忆

  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不会忘记这 40 年改革开放是如何改变了国家,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永远不会忘记 1981 年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一次重要的纪念活动,这个活动意味着坚决“拨乱反正”,纠正了对历史的错误认识,解放了一大批受过各种冲击的人,最大程度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实现“四化”,嘹亮地吹响了实现现代化的进军号。

  1981 年 10 月,中共上海市委组织上海各界人士代表赴武汉瞻仰辛亥首义史迹,代表共 32 人,有党政领导靖任秋、江华,有民主党派领导赵祖康、周谷城、赵超构、石光海等,有教育界代表人士李楚材、赵宪初等,工商界代表荣漱仁、严庆祥、汤蒂因、徐国懋等,新闻界代表人士陆诒等,旧军人史说、孙铭九、宋瑞珂等,台胞代表人士林田烈、林朝权、林敏敏等,辛亥参与者梁烈亚,辛亥后裔蔡怀新、李赣骥及我等人,平均年龄 70 岁,年龄在 80 岁以上者 5 位,年龄最小者是我,39 岁。大家相聚在一起,都变成了一群“小孩”,有说不完的话,有吐不尽的酸甜苦辣,顿时都忘记了年龄,忘记了受过的苦难,尽情地雀跃。

  这次参观访问共十天,一路参观、访问、瞻仰、座谈……一路欢声笑语,大家被唤醒了,开始了新的“长征”。这样把各党派代表性人士组织在一起,大概十几年来还是第一次。大家朝夕相处,尽情倾诉,计划着新的征程,实在让人难以忘怀。37 年瞬间过去了,我已从 39 岁变成 77 岁的老叟,当年代表团成员大多作古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不时会从我眼前跳出。

  我们代表团团长是靖任秋,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资历很高很深,是 1925 年的老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是打入敌人内务部的孤胆英雄,曾任杨虎城、孙殿英左右手,长期与敌人周旋,策反了五批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一生就是一部传奇故事。正是这种复杂经历,让他在解放后受尽审查,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被审查了 16 年。

  靖任秋始终沉默寡言,非常内敛,非常雄壮,天顶饱满,五官端庄, 不卑不亢,有股威姿。他任团长有着对他“正名”的意味,也显示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这种“拨乱反正”有着从党内做起的意味。

  后来靖任秋又兼任了(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我也担任了第六届市政协委员, 常有机会见面,他见我是微微一笑,算是认识的,还送给我一本他的回忆录。

  我们团的副团长是赵祖康和周谷城。一位是副市长,一位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都是民主人士。俩人比较起来,我与周谷城更熟一点。

  周谷城,大学者,也是“文化大革命” 首先被打倒的“四大金刚”之一,虽然“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也会找他聊聊,但依然被残酷打倒。他常年戴着墨镜,既是为避光,也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内心的真实变化。他风趣、幽默、豁达、睿智、慈祥、狡黠,如果没有这点狡黠,他也许不能活得如此长久。当时他刚刚被“解放”,但他还没有被真正重用,他的第一个研究生, 1957 年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发配西北, 平反后却回不到复旦,他也无可奈何,还让我帮他去反映反映。记得我第一次去见他,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我的伯父张大壮先生刚刚去世,他是农工民主党成员,周谷城是该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我想请他写个墓碑,所以去见他。他小心地问我:“你是不是复旦的师生?”我说:“不要说复旦大学,我任何大学都没有上过!” 他听了,大呼 :“好,好得很,好得很!”当他知道我是太炎先生后人,更是高兴地大叫 :“好,好得很,好得很那,我们还是同门啊!”坐在一旁的周夫人说 :“他被这些师生整怕了!”自后,我成了他府上常客,他对我是有求必应。他以后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了国家领导人,去了北京,我上他委员长府,也通行无阻。

  当时谷老已 83 岁,但人很敏捷,思维活跃。他很重视对小辈的教育,这时他孙子正在开蒙时期,该读《三字经》了,他说读《三字经》一定要读太炎先生写的《三字经》,才有时代意义,他向我索要了一册,亲自教孙儿读。多年后,上海政协召开纪念我祖父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活动, 他 93 岁了,已经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了,竟不请自来,还主动要求发言。他说太炎先生曾到湖南第一师范来讲学, 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他已记忆模糊了,但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尤其讲到“仁” 字,让他迄今记忆犹新。历代对“仁”字有许多解释,但太炎先生的说解最让他钦服。太炎先生说仁是人字旁加两点,即两个人,仁就是要讲人与人相互尊重,人与人要互爱,人与人要讲尊严,要尊重对方的权力方为仁。他说太炎先生讲学是古老的,但内容是现代的。我不知道谷老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讲这番话,让我思考至今。

  代表团中还有两位著名新闻工作者, 俗称“报人”,今称“媒体人”。一个是赵超构,一个是陆诒,一个是新闻工作者, 一个是旧闻工作者。

  赵超构,笔名林放,是著名的《新民晚报》社社长,是该报“未晚谈”专栏作家。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他总会批评一点时弊,敢说几句真话,为人耿直、为文正派, 爱骂人,提倡办报“近点、软点、快点”,要让报纸“飞到寻常百姓家”,故很受人欢迎。他很有点底气,早年赴延安,九次见毛泽东,写出了《延安一月》,也算是毛泽东认可的党外朋友。

  陆诒,资历一点不比林放低,淞沪抗战时就是战地记者,深入战区,报道过淞沪战争,台儿庄战役……无数战事,穿梭于国共之间,担任过《新华日报》记者,又担任过《大公报》等记者,与范长江、曹聚仁齐名,他正直热心,识人无数, 1957 年照例成了“大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平反,被邀参加访问团,也算爱国不分先后。

  赵超构为人严肃。每到一地都会赋诗,也会讲一点很得体的话。我们这次参访是坐船来,晚饭后相聚聊天。一日,赵超老与一群老人聚在一起,大诟时弊,我坐在一旁听热闹,听着听着忍不住插嘴了, 不料赵超老大喝一声 :“小孩子不准乱插话!”我听了赶忙逃走。

  我们坐船溯江而上,途径小姑山,独立了江中,赵超老即赋诗一首。结束参访,分别时,他将这首诗题写在我笔记簿上——

  溯流朝胜路,飘然过马当,

  欲寻彭泽宰,小姑迎大江。

  这首诗极有气魄,也极有寄寓,对我是无影鼓励,我这么多年不正是以小姑迎大江之姿而奋斗过来的吗。

  我跟陆诒先生在组团前就熟识了,当时他还没摘帽,我们的关系如同“扫帚配畚箕”。后来他摘帽了,当了上海市政协常委,又当了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脚不良于行,不知什么缘故,但他比一般人还跑得快,总是匆匆忙忙奔走,既是“老闻记者”,恢复了许多史实,又为民众申言,敢于反映民意,积极参政议政。参政议政还真不易,我当了20 多年市政协委员, 也当过常委,深知真正的参政议政是需要资历阅历的,像他这代人的参政议政水准才叫经典呀!

  代表团中还有两位教育家,一位是李楚材,一位是赵宪初。他们年龄都已七十五六岁了,但仍健康、硬朗、才思敏捷。李楚材是教育先驱陶行知的入室弟子, 始终坚持行知教育思想。1943 年,李楚材应上海位育学校校董会的聘请,在位育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位育中学,是上海公认的最好学校之一,培育优秀学生无数,创造了一套教育经验。位育小学规模很大,如今改成向阳小学,地址在襄阳南路一条弄堂里,当时我们家就住在学校的后面,站在晒台上可清楚看到学校全貌,我们兄姐及我都在这所学校读过书,所以始终亲切叫他“李校长”,他总是含笑应答。

  另一位教育家是赵宪初,他是南洋模范中学的校长,“南模”也是人们公认的好学校,培养英才无数。这两位教育家都有一整套教育理论与方法,他们首先把学生当人来培养,教书首先教学生怎么做人, 怎么长成有用之才,让人的天性与个性充分自由成长,充分培养人的创造力与张力。而不是像如今的“重点学校”把人像“肯德鸡”一般饲养,磨灭了人的个性与乐趣。当年的好学校与好校长,是始终追求快乐教育,让每节课轻松愉快,而如今有的教育完全变味了,变成摧残人的教育了。

  代表团中还有好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一位是荣家大姐荣漱仁(荣毅仁胞妹, 算得上上海首富);一位是汤蒂因,上海金笔厂老板,人称“金笔汤”,一个女强人, 代表了上海民族工商业 ;一位是金融界代表人士徐国懋,在不发达的上海金融界, 他也是佼佼者了 ;一位是大隆机器厂和苏轮纱厂老板严庆祥。这些大老板与今天私营老板财力虽不可相比,但在当年上海滩都算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士了。

  这些人中,我与严庆祥最熟,所以安排在同一个房间相处,临行时张承宗部长叮嘱我——“要照顾好严庆老!”通过十天朝夕相处,我们更加熟悉了。严庆老时年 86,但他很早出道,20 多岁就当了庞大的苏轮纱厂厂长,独自在苏州主持工作。不料厂里老人马老员工有点看不起这个少爷,要给他一个下马威,故意唆使员工罢工。严庆老问我 :“遇到这样情况你会怎么处置?”我说 :“不知道。”他说,“我想了一晚,第二天,我一个一个将老管事请进办公室,立刻关上门,将人拉到我办公椅上坐下,然后我向他跪下,说,‘我少不经事,求您指点!’并立即递上一红包……如此不耻下问,一一请教,便很快弄清了真相……”我听了不禁拍案叫绝,真佩服他的智慧,知道了当个民族企业家不易。同样,“文化大革命”后也有些人议论他帮日本人做过事,家中很紧张, 他便找我去。对我说,他想给宋庆龄名誉主席基金会捐十万块钱(这在当时是大数目),让我去办一办。于是我给沈粹镇说了,很快办成了。他特地给有关部门写了封信,说是应章念驰和李希泌(李根源之子) 提议而为基金会捐款十万, 这样他也算在国家面前谢过我了,真是精明睿智。

  严庆老喜欢结交名流,他本人喜临池绘画,爱读孔子著作,还写过一本感悟。当年在苏州时,他去我家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过课,也自认是祖父学生, 在他家客厅里也的确放了我祖父以及李根源等人的相片儿,算不忘师恩。他每逢节庆会赶到苏州向我祖母请安。“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很大冲击,从大洋房搬到临街十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但他倒怡然自得,照旧书画不卒,我常去看他, 听他讲故事。“文化大革命”结束,他是第一个落实政策的,将偌大的花园洋房还了给他。他神秘地对我说 :“这一切全赖邓小平!”

  1978 年,我去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专门从事《章太炎全集》的收集、整理、研究、出版。当时我有两幅祖父团扇扇面,是祖父写的两首诗,时间久了, 扇面脱了下来,我便交给严庆老代裱一下,他是经常请人裱字画的。但他却始终没有还我,他对我说 :“祖父墨宝都抄去了,这两幅字让给我吧!”我也不好说什么了。过了几天,他让管家送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来,说“听说你收集祖父资料缺一只照相机”,我便收下了,一切是心照不宣。

  我与严庆老可谓忘年交,无话不讲,他也常跟我讲讲他的家事, 说“ 食肉者陋”,他知道我奋斗经历,看好我前途,当他知道我三次拒绝了市委组织部调令, 很感慨,赞我不为官动不为财动,专心学问。他让他孙辈向我磕头,说要像我一样做人。他想送我一点钱,先让管事向我转达, 我坚拒不收, 收了钱我与他关系就不平等了。所以这次参访我俩住在一起实在融洽得很。他一路记下了许多感悟, 有很多意见,准备反映。我知道他的想法, 担心他的发言过于尖锐,谎说总结会的发言是有预先安排的,你就以后书面发言吧。总结会陈丕显老领导亲临参加, 大家见到老领导,又都得到了“解放”,如同再生,劫后重逢,气氛好极了,所以总结都是赞美之辞, 最多说点“ 厕所要干净点”“路要修平整点”而已。会毕,宴散,回到房间,严庆老不断说:“不讲真话,不讲真话……”说着,说着,竟号啕大哭, 抱着我哭得像个小孩!

  代表团中还有几位旧军人,即国民党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他长得瘦瘦小小, 斯斯文文,完全不像军人,却是黄埔第三期的标准军人,参加过北伐、抗战,最后在国共内战中成了俘虏,当时他是少将, 后来他担任过上海黄埔同学会会长,也是上海政协委员,我经常与他开会相见,永远是斯斯文文的。另一位是史说,他已七十岁,像个老式教书先生,谁想象得出他们当年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杀敌无数。他们笑谈今日战争电影,说是“扯蛋”,衣服不对,武器不对,奖章不对,哪有中枪不死,还能说这么多话,一个枪子,一个流弹,倒下死了,这才是战争。

  旧军人中还有一位张学良卫队的队长、东北军中的少壮派, 西安事变中手拿双枪捉拿蒋介石的孙铭九,他当了全国人大代表…… 孙铭九身体壮实, 满脸笑容中却有一双很锐利很锐利的眼睛。

  代表团中还有好几位台湾同胞的代表人士,如林田烈、石光海、林朝权、林敏敏。促进祖国统一是一个国家的永恒主题,尤其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更是现实任务,所以哪怕纪念辛亥革命,也要把完成祖国最终统一放在重要位置。林田烈是老一代代表,他 1931 年就加入了“台共”。林朝权是体育家,后半生在大陆发展。林敏敏听说担任过周总理的日文翻译。石光海是上海著名额面外科医生,台湾望族, 他的女儿女婿也都是医生,女儿石静如后来担任了浙江省台办主任,和我成了好朋友。他们都是台湾事务工作者,我后来却成为了资深的台湾问题专家,从事台湾研究三十年,参与了台海许多重大问题研究, 这是我当年万万没有想到的,真可谓世事难料。

  代表团中属于辛亥参与者和其后人的有五位。一位是梁烈亚,广西人,87 岁了, 当年他父亲与他同参加镇南关起义,后又担任孙中山机要员,我祖父曾写过一副对联送给他,他一生默默无闻,在一所中学当历史教员而已,参访结束,第二年,他就故世了。当时他已耳朵失聪了,与大家交流都靠笔谈,但他很“健谈”,非常风趣, 也很慈祥。

  另四位是辛亥后裔。蔡怀新是蔡元培儿子,与其父一样本分厚道,在复旦大学教书。我们家族与蔡元培先生是世交 :我祖父坐牢,是他按时探监 ;我祖父结婚,是他作证婚人 ;我祖父去世,是他主持追悼会。李赣骥,李烈钧儿子,也当过旧军人。唐云鸿,我不太熟悉。我是章太炎的孙子,比他们都要小一辈了。

  四十年过去了,代表团中的人,绝大多数已作古了,但每逢桂花盛开之时, 我就会想起他们。当时我们在武汉,住在东湖宾馆,园内植桂花无数,香味之馥郁,让人陶醉,所以每逢桂花盛开, 我就会想起他们。这是“文化大革命” 后一场重要的纪念活动,它宣布和承认中国革命的历史包含了辛亥革命在内的一切仁人志士,他们都是我们的革命先驱。这样的“拨乱反正”,最大程度团结了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切爱国人士,解放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错误伤害的各界人士。如果说 1949 年是解放了受苦受难的亿万工农 ;那么 1978 年是解放了无数被伤害的各界人士,让亿万民众团结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中。代表团中的 32 位代表,正是被第二次“解放” 的人。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哪怕他们的一张张面孔消失,而他们代表的各个阶层,以及他们的子女及亲朋好友,都投入到“新的长征”之中,让中国不仅站起来,而且富起来,强起来了,这是多么正确的历史选择,历史应该记住这次活动,记住这个历史时刻。故爰而记之。

  (作者系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台湾研究所副所长)

 

 

作者:章念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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