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有关营商环境的话题在我国一直存在，目前又成为热点话题被广泛讨论。对此，需要洞悉营商环境话题背后的真问题，标本兼治。

当前有关营商环境的热点话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关注的焦点是私营经济的合法性问题，是企业自主经营权问题，是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问题。本世纪前十年，我国经济运行环境相对宽松，市场供需两旺，企业对经济运行满意度较高；即便如此，有关企业营商环境的争论和抱怨也没有完全消停。突出表现就是，民营经济对市场准入难和“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抱怨。以市场准入为例，早在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为禁止进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2005年11月发布的《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就是人们常提到的“旧‘非公经济36条’”）也明确指出：“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条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等。但在现实生活中，民营企业普遍反映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明显偏向于招揽国有企业；民营经济要进入采掘、能源、钢铁、有色、城市公用设施、银行、保险等国有经济主导的产业领域，普遍会遭遇有形或无形的准入门槛，以至于民营企业家形象地将其称作市场准入遭遇了“玻璃门”“旋转门”和“弹簧门”。

　　十八大以后，伴随着经济运行步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增速出现阶段性下降，经济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经济金融风险呈现多发高发态势。民营经济普遍反映发展遇到了“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和“转型的火山”。在此背景下，企业营商环境的话题再次引发全社会关注。目前，有关企业营商环境的话题热点主要有：

　　一是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盈利水平低。以电梯行业为例，当前国内70%的市场份额被外资品牌厂商占领，15%的市场份额被国内最大的10个民族品牌厂商占领，最后15%的市场份额则由其余600多家民族电梯厂商瓜分（李稻葵，2019）。过多的市场参与者、过于分散的市场结构，导致电梯市场滑向了“红海竞争”，企业以成本价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抢夺市场，导致全行业处于微利状态，最终受影响的则是企业发展后劲和产业竞争力。

　　二是上下游产业经营状况分化，下游产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如表1所示，从2012年—2016年，我国采掘业、原材料工业、加工工业物价指数呈阶梯状分布，这表明越是到产业下游，通货紧缩压力越小。与此相对应，由于上游产品价格下跌幅度更大，下游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对较好。但到2016年后，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快速推进等原因，情况出现了逆转：上游产业价格上涨幅度明显超出下游，并且越是处在基础地位，价格上涨幅度越大。受到原材料、人力成本上升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游企业反映经营困难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是竞争优势发生变化，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加大。主要表现在：在过去多数年份，大、中、小型企业盈利变化基本同步，但小型企业盈利增长状况要好于中型企业，而中型企业盈利状况又好于大型企业。但2016年以来，情况却发生了逆转变化，如表2所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盈利增长明显超出中小型企业，甚至出现了大型企业盈利增长而中小型企业盈利下降的“零和”局面。

　　四是“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有所抬头。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个老话题。面对中小微企业巨大的贷款需求和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发展潜力，影子银行业务、互联网金融业务在前些年快速发展起来。上述业务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但也存在诸多经营乱象，蕴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随着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特别是2017年以后政府把工作重心放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去杠杆”上，上述金融创新工具受到集中整治，影子银行业务大量“回表”，互联网信贷平台（像P2P等）集中爆仓，直接冲击到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业务。在上述背景下，中小企业普遍感到“融资难”“融资贵”也就在所难免了。

　　五是执法力度明显加强，部分企业守法成本提高。近年来，在污染治理、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生产等领域执法力度明显加强，那些技术、管理、资金条件较差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感觉法律遵从成本显著提高。有些企业虽然经过努力，也难以逃脱被勒令“停业整顿”等处境。中美商会《2019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企业普遍把“对监管的解读不一致，法律法规不清晰和执法不一致”看作是最严重的商业挑战；国内企业家也有感叹：“任性执法”“运动式执法”是企业最突出的经营负担。类似的，近年来政府多次出台减税措施，但在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剧的背景下推行“减税”，必然会在实施层面上伴随着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这就使既有的“放水养鱼”的种种做法暴露出来并得到纠正，结果导致部分企业税费负担上升。

　　六是快速的政策变化加剧了预期不确定性。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产业政策。但政策承诺严肃性不足，稳定性不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力逐渐下降。这就为相关企业开展长期决策增添了不确定性。不仅如此，鼓励新产业、新企业发展的许多做法，往往是以侵害传统产业、在位企业的合法经济利益为代价的，比如在政府采购中强制用新能源汽车取代传统能源汽车等。国人熟悉政府政策的演变规律，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外资企业却无法接受，明确表示这违反了公平竞争的精神，并将其视作企业营商环境“恶化”的重要标志。国内大型调查也显示：政策连续性是民营企业家眼中影响经商环境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七是政府主动服务不够，企业获得感不足。近年来，政府着力推动“放、管、服”改革，在简政放权、简化行政审批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企业确实感觉办证方便，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了。但在准入之后的投资、运营环节，企业仍需要与供水、供电、供气、银行等部门沟通衔接，企业仍需要为此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自然影响到企业对改革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