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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亭:不忘改革开放的初心

发布时间:2019-11-15  来源:刘亭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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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先知书店的推介页面上,我读到了这样一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变革中国》的书评:“开放思想市场,是改革的首要选择”。

  题目的意思,和我们一再重复的“解放思想”是大规模、实质性地推进改革开放的“先声”“前提”“准备”“条件”等等,其实是相通的。当然,解放思想的提法,更多的是从官方态度和思想政治“入手”,而思想市场则把市场机制“泛化”到意识形态领域,和国内一向的语境不合,因而也只能在极少数的人群中流行。

  所谓“思想市场”一说,是科斯对中国继续深化改革以臻于至善的两条建议之一。另外一条则是“让政治权力服从法治”也即“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依法治国”的意思。至于随后捎带的“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市场充分自由竞争”等句,也是和当下高尚全等体制内有识之士,倡导的所有制和竞争“两个中性”原则内涵大体一致。

  但这些都不是我今天提笔的重点。我想强调的,是科斯著名的关于变革中国最深厚动因的解读——“边缘力量”促成“边缘革命”。在他看来,“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四个最重要的‘边缘力量’,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的‘边缘革命’”,也即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并且在不期然的短短四十年间,推动了中国无可否认的和平崛起。

  至于另一句话,我倒不敢苟同。说是“这个结论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有些人视为中国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国家权力,其实并没有在中国市场化转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就有点言过其实了。作者本来想要表达的或许并没有错,但在过分强调民众的诉求和基层的创新,对于国家进步根本性意义的同时,便认为“国家权力”并没有对发展转型“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又显然是以偏概全、流于绝对化了。

  当然,我正面肯定“国家权力”对发展转型所起到的巨大积极作用,也是在首先确立民众和基层,对于“国家权力”运用的根本性、决定性意义的前提之下。“国家权力”在没有遭遇“亡国灭种”的情况下,一直都在那儿好好地摆着呢!“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极个别偏激份子,对现存政府弊端嫉恶如仇和去除无望的极而言之,并没有什么现实的可行性。

  但既有的“国家权力”朝哪个方向去运用,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后果。您可以搞得清汤寡水、死气沉沉,也可以搞得丰衣足食、生机勃勃;可以搞得万马齐喑、死水微澜,也可以搞得百花齐放、天下归心。周其仁老师有一篇“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的文章,那说的其实就是“国家权力”的正确运用。

  “国家权力”不是空的,是一系列、一整套制度的有序安排和有效执行。制度是靠人去制定、又要靠人去执行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有了规矩而不去成就方圆,也是不行的。但所有的这一切,从追根溯源、穷根究底的意义上看,还都是第二性的。那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又是什么呢?是民众的诉求、是基层的创新!只有始终对民众的诉求抱有敬畏之心,对基层的创新怀有谦卑之情,才能一如既往地坚持“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唯物史观,也才能真心实意地践行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国共产党人致胜法宝——群众路线。

  重温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哪一件、哪一桩卓有成效、极具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最初不是来自于民众和基层?从农村大包干到国企承包制,从乡镇企业到个私经济,从地方自主权到经济特区,从农民进城到城市化……。科斯作为一个外国人,不一定会用中国流行的语汇来加以表述,但其在“边缘力量”兴起“边缘革命”的基本概述和线索提取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大体认同由体制外变革的“星星之火”,经高层正确决策纳入“体制内”,并运用“国家权力”使之“可以燎原”的结论,还是能够读懂这位对中国改革开放情有独钟的世纪老人的那颗拳拳之心。

  回望来路,不忘初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果断扬弃,也是对20世纪末期国际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但无论如何地与时俱进,真理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原理不会过时,科学决策来源于民众诉求和基层创新,并接受民众和基层实践检验的论断也不会失效。

  常抱对民众的敬畏之心,常怀对基层的谦卑之情,悉心倾听民众的真实诉求,充分尊重基层的实践创新,应当成为我们未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始终不渝的初心!

作者:刘亭     责任编辑: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