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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与身份——谈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期待

发布时间:2013-11-12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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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与身份

 

——谈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期待

 

杜凤莲

 

任何一项选择都有代价。建国之初,中国政府采取了户籍管理制度,从此把中国人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这种划分不仅筑起了经济的分水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且,构建了观念和身份的分水岭:前者是文明的代名词,享受着绝大多数的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等公共资源,而后者则是落后的象征,被排除在国家提供的大多数社会福利之外。

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6亿,城乡流动人口占80%,城市流动人口是构成城市贫困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因为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较低,另一方面是因为流动人口受到户籍管理等制度性排斥。就业上,存在着职业分割与工资歧视;社会福利方面,他们被排斥在城市低保、城市保障性住房之外;他们的子女被排斥在当地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之外。由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障碍农民工无法摆脱与城市当地居民的工资差距。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相对高端就业的农民工存在着就业机会不均等,而相对低端就业的农民工则存在着同工不同酬问题。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存在着工资歧视;在农民工内部,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受到的歧视更为严重。农民工在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会参与等方面均遭到户籍歧视,由此导致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动力下降。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存在着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保障分割与居住隔离,大大限制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会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经济效率,然而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存在着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代际流动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与社会阶层具有代际传递性,即所谓的“拼爹”。如果这种传递在本地居民与农民工内部分别进行,那么,中国经济就会损失很多效率,并且随着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多,会导致城乡间不公平向城市内部不同群体间不公平的演变。代际传递规模一般使用代际弹性(指孩子收入对父母收入的反应敏感程度)和代际相关系数(是在代际弹性的基础上剔除了两代人收入标准差)来表示,代际传递弹性或者代际相关系数越高,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流动性就越低。较高的代际流动会伴随较低的收入差距,更有效的教育和更高的经济产出水平。

研究证实美国收入代际传递弹性为0.5-0.6,代际收入传递相关系数为0.4,说明美国社会代际流动性远远低于人们所认为的高度。研究还发现出生在接受救济家庭的孩子未来更有可能依靠社会福利来生存,家庭背景和遗传特征对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起到同样重要作用。中国农村流动人口非农就业机会具有代际传递性,在中国,家庭背景好家庭孩子的教育回报率较高。

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偏低,初中以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3.8%,学历偏低、技术不足是困扰流动人口的问题,城乡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地位获得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流动人口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显著低于当地居民,流动儿童的辍学率更高。新生代农民工占劳动年龄农民工的44.84%,随着新生代流动人口进入婚育期,子女教育问题越来越成为他们主要关注的问题。2005年,0-14周岁流动儿童的数量达到1833万人,留守儿童数量达到6055万人(其中单亲留守儿童占46.44%,双亲留守儿童占53.56%)。有64.7%的留守老人需要照顾孙子女,孩子的安全、成长和教育是重要问题。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将会对中国未来社会人力资本构成产生不乐观影响。

户籍成了人的身份符号,而这种身份具有代际传递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部政策干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劳动力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将持续存在,并有扩大趋势。

人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充满期待是因为在改革开放35年后的今天,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做大蛋糕”的效率问题,还有“切蛋糕”的公平问题,后者关乎到人们的幸福指数,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户籍制度改革无疑是实现公平的措施之一。

就如建国之初设立户籍制度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后果一样,户籍制度改革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以及农民利益保障等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需要一系列其他改革做保障,这一切都期待本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的举措。

 

 

 

(作者为民进会员、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作者:     责任编辑:neimengg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