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巳生出生在浙江海宁盐官。他从宗教救国、实业救国，到抗日救亡、民主救国，思想的轨迹体现着不平凡的成长历程，他的一生，是追随中共、为国为民的一生，是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懈奋斗的一生。

　　一、积极参与抗日救亡

　　陈巳生是运营有度、务实出色的工商业人才，1933年进入上海平安轮船公司，担任副总经理。1937年底，陈巳生与赵朴初、胡愈之、许广平、雷洁琼、严景耀等上海各界知名人士一起，发起筹建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益友社开办补习学校，培育了一大批积极分子，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上海地下抗日活动的一座坚强堡垒，共有500余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之后，陈巳生利用自己从事基督教教会的便利，与当时留沪的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王任叔等人，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发起“星二聚餐会”。这是当时上海“孤岛”时期各界人士以抗日活动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组织。

　　在此期间，“星二聚餐会”组织了两次社会影响较大的活动，一是两次发动全市人民拒挂汉奸政府的旗帜；二是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社会各界捐寒衣、捐款活动，共募集龙头絮布7千匹、胶鞋4万双。陈巳生先后两次作为上海民众慰问团的一员，亲身赴皖南慰问新四军，亲眼目睹了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精神和气概。回到上海后，陈巳生利用许多场合、运用各种形式，全面介绍新四军部队，让市民了解新四军的真实情况，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各界捐钱捐物等活动。

　　陈巳生还与中共地下党一起，积极帮助扩充新四军队伍。早在1937年12月，陈巳生作为难民移植会会务干事，就组织了上海1000多名难民赴江西。1938年8月，陈巳生、赵朴初又以“遣送垦荒”为名，把所谓的“难民”，以合法的形式，动员、输送到新四军的行列中。据不完全统计，通过难民外送，先后有6000多人加入了抗日队伍。

　　二、初期接触的中国共产党人

　　1940年2月，陈巳生应老朋友胡詠骐的邀请，来到了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胡詠骐是1939年入党的一位中共特别党员，另外两位副总经理谢寿天和郭雨东，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通过胡詠骐的人脉，陈巳生又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很多共产党人。194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中共地下党员、中国天一保险公司襄理谢寿天向上海地下党职员运动委员会书记陆志仁提出创办保险公司的建议。经过地下党领导同意，由谢寿天出面，于10月开始筹备“大安产物保险公司”，11月28日举行了创立大会，陈巳生任常务董事。1943年2月，陈巳生又与朱博泉（上海股票交换所董事长）、孙瑞璜（大上海分保集团董事长）、蒉延芳（上海木业公会会长）等创建了宁兴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此期间，他与谢寿天等以大安保险公司的合法身份参加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和知名人士组织的各种活动，开展统战工作，联系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从那个时期开始，陈巳生实业救国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他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断得到教育和鼓舞，立志献身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斗争的革命事业。

　　三、支持出版进步书刊

　　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上海，信息消息被封锁，报刊杂志被封杀，日军与当局妄图以此来实现他们的高压、愚民统治。在险峻的形势下，中共决定利用外国报纸在租界的合法地位，创办一份纯翻译的报纸，向人民群众继续宣传抗战斗争。1937年12月9日，《译报》问世了。但是，由于《译报》的文章锋芒毕露，刊登诸如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和报道，引起租界当局的关注以及日军的不满。《译报》前后只出版了12期，很快便遭到强令取缔而停刊。

　　而在英美尚未对日宣战之前，挂“洋旗”的华文报纸仍然能够自由发行。于是，中共上海负责人经过多方联系，邀请梅益等人觅得在香港注册的大学图书公司的孙特司·裴士和拿门·鲍纳两人出面担任发行人，不负责报社盈亏之责，不干涉报社内政，将《译报》改名为《每日译报》，挂起英商的牌子，取得公共租界登记证和法租界登记证。《每日译报》实际由陈巳生与胡詠骐、赵朴初、许广平、吴耀宗、黄定慧等合作投资，1938年1月21日正式出版发行。

　　编辑部灵活机动，见缝插针，通过“特讯”“专电”等形式，经常报道有关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消息，及时反映抗战进展和前线战况，曾刊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尤其是《论持久战》一文，自1938年8月23日起，《每日译报》连续刊登了12天。陈巳生还以众筹预付方式，参与出版了《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

　　四、掩护中国共产党人

　　1944年底，关勒铭金笔厂面临停工，关勒铭父亲关崇昌，邀请陈巳生投资接管关勒铭金笔厂，希望将工厂继续办下去。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得知此情况，为了扩大社会活动范围，更好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采用金条作为出资条件，让陈巳生以大安保险公司之名参股投资关勒铭金笔厂。陈巳生到任后，为了盘活资产，重新招股，充实资金。他还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和有利身份，推荐了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化名刘镜清，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归江苏省委领导）到关勒铭金笔厂任常务董事，安排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尧山任该厂董事，巧妙地为刘晓和王尧山取得了社会职业的有效掩护。

　　根据地下党的旨意，接管关勒铭金笔厂以后，陈巳生工作兢兢业业，使工厂重新焕发了生机。他以及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金笔厂股份红利所得，全部充作地下活动的经费，关勒铭金笔厂从此成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重要的活动经费来源之一和重要的活动联络据点之一。

　　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和中纪委委员的王尧山在1988年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陈巳生同志，宁绍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有这样地位的人，在抗战救亡运动的影响下，逐步靠拢党，最后参加了党。由于党规定了他不暴露身份，以上层的身份为掩护，不搞出头露面的群众活动。陈巳生做了很多工作，掩护了当时江苏省委，掩护了刘晓同志和我，还利用八仙桥青年会的关系，我们碰头开会都很方便……他为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值得纪念他。”

　　五、坚定主张民主建国

　　陈巳生和赵朴初均在安通运输公司和华通运输公司任职。两人不仅在公司里合作共事，还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从事革命活动，利用相关的团体进行广泛联络。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面对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各种进步力量越来越靠拢接近中国共产党，爱国民主政治力量形成了大凝聚、大集结之势。陈巳生所在的“二酉社”成员，在王绍鏊的指引下，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共同的“民主建国”思想，促成了以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界的民主人士与王绍鏊所联系的工商界爱国人士的联合，为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奠定基础，形成共识。

　　经过民主人士的共同协商，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国科学社，举行了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成立。陈巳生作为创始人之一参加会议。

　　为了更好地开展联合斗争，扩大统一战线，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民进领导人王绍鏊、陈巳生，先后加入民主建国会和“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在上海“六·二三”十万人大会上，陈巳生投资的安通运输公司提供汽车作主席台，并为大游行开道。大游行沿途散发的传单，也是陈巳生参与投资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印刷。

　　上海解放前夕，陈巳生根据党的指示，减少了直接对抗国民党政府的公开活动，在暗地里秘密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还在刘晓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其内戚电气工程师葛正心，以高价买下了民声广播电台清晨的广播节目时间，通过广播为人民解放军提供情报。

　　1949年5月13日晚，陈巳生与谢仁冰、曹鸿翥等民进留沪人员在上海愚园路1292弄65号召开秘密会议，筹备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这一时期，陈巳生再次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但他机智勇敢，一次次逢凶化吉、化险为夷，最终迎来了新中国民主政治的曙光。

　　（黄加平，民进海宁市基层委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