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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徐伯昕

发布时间:2017-12-11  来源:摘自《陈原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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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国外回来,便听到伯昕同志病情恶化的消息;我还来不及去见他最后一面,他就永远离开我们了。我知道,要写悼念徐伯昕同志的文章,我不是合适的人选,因为我是后辈,也许了解他不及同辈那么深。然而我不能自已,还是拿起了笔——前年,应申同志走了,我想写而没有写,也不知从何写起;去年,洛峰同志走了,我也没有敢动笔;今年,此刻,伯昕同志也走了,我这个由生活.新知.读书三家革命书店培育起来的后辈,顿时感到即使不相称,也得写几句话来抒发我的哀思了。

当我还是中学生时,正是这三家出版社的出版物指引我正视人生,窥探社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当抗日的烽火把我卷进拯救民族危亡的浪潮时,这三家书店的前辈先后哺育我成人。坦率地说,我年轻时对于生活书店出版物版权页上的记载“发行人徐伯昕”不如对于写了那么多发人深省文章的宣传家邹韬奋那样敬重和崇拜。我参加进步出版事业的头一个十年,竟以为只要有一个邹韬奋,我们的出版社便可以兴旺发达了;到我参加工作第二个十年,我发现我不对,却又以为只要有一个徐伯昕,我们的出版社才能蓬勃发展;进入第三个十年——当我有了出版行政经验时,我以为一个出版机构必须有一个邹韬奋加上一个徐伯昕,然后才能够有效地传播革命种子。直到我参加工作第四个十年,当我在十年动乱中接触了很多事物,从而又听到了很多前辈的讲述,我才顿时觉悟,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组织的决策和引导,即使有一个邹韬奋加上一个徐伯昕,革命种子还是不能有目的地成功地传播。

韬奋是个事业家,虽则他以政论家传世——我以前没认识到,直到1954年编《韬奋文集》时,长江同志有一晚打电话给我,说他发现了韬奋的《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他盛赞这本书对管理学的贡献,他要我重读这部著作,此时,我才有所体会。但韬奋毕竟是宣传鼓动家,他是事业心十分强烈的政治家,但如果没有伯昕那种十分执着顽强的事业精神,小心谨慎地去实现计划,那么,我们的革命出版事业也不能在那样恶劣的政治条件下取得战胜敌人的辉煌成就。

然而伯昕同志是谦虚的,谦虚得不能不令人感动——他常说他没有贡献什么,他只不过埋头做一些事务工作而已。凡是同伯昕共事过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是一个事业心十分强烈的人,是一个万事认真、百折不挠的人,是一个对公众利益斤斤计较,绝不马虎的人,是一个自奉甚薄克己奉公而又不发牢骚的人;甚至有时觉得这样的一个人待人有点冷,要求人过于严。是的,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何尝为自己谋求过什么?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却不以为他冷,而无时不想着他的严。他对手下的同志了如指掌,这个人有什么长处,有什么弱点,有什么困难,他无不记在心中,并且采取使人一时察觉不出的有效措施来“扬长避短”。

作者:陈  原     责任编辑:张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