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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

——郑振铎三十年代在北平的两次演讲

发布时间:2018-01-29  来源:《新文学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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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秋, 郑振铎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离职北上, 到北平的燕京和清华二个大学的中文系担任教授, 直至1935年春因受到顽固势力的排挤和打击离开北平。在这三年多时间内, 他成为北方进步文化界的中心人物之一,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界的拥戴。

在个人著述方面, 短短的三年内, 他完成和出版了他在学术方面的代表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了论文集《中国文学论集》《痀瘘集》, 创作了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等, 还主编和参与创办了《文学》《文学季刊》《太白》《水星》等重要文学刊物, 还与鲁迅合作编选了《北平笺谱》等。

在教育阵线上,他在燕大、清华等校辛勤授课, 参加和指导学生的课余学术、写作活动, 发现、辅导和扶助了象吴晗、吴组缃、吴晓铃、张天翼、章靳以、曹禺、臧克家、季羡林、余冠英、林庚等等一大批青年学生和作者。

除了以上这些业绩以外, 他还多次在燕大、清华、北大等处演讲。他的演讲,有学术性的, 也有政治性的, 在当时都起了很大的影响。例如, 1931年10月28日,他在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的“ 中国文学会” 常会上演说, 勉励同学们负起创造新文化的责任, 努力前进, 1932年3月19日, 他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的演说, 全面回顾总结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 指出其今后的趋向, 各种记录稿发表后, 在全国引起反响;1932年10月14日, 他又在北大作题为《从变文到弹词》的学术演讲;1934年11月上旬, 他在朱自清主持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讨论会上演讲, 详细介绍和高度评价了上海左翼文化界发起的大众语运动;等等。

本文所要介绍的, 是1932年2月2日郑振铎在清华大学“ 总理纪念周”会议上题为《我所见的上海战争》的演说, 和1933年1月18日他在燕京大学“ 学生抗日会”会议上题为《中国的出路》的演说。这不仅是因为这两次演讲的记载现在极为难找, 为一般读者所寡知;更因为这两次演讲的内容都是直接有关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 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杰出的爱国者的英姿。

当年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之秋。在郑振铎刚到北平不久,“九·一八”事件就发生了, 由于蒋介石坚持卖国投降政策,东三省在数日内全部沦陷于日帝的铁蹄下。当时, 郑振铎曾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去信, 表示“非常愤闷, 颇有回沪重办五卅时代《公理报》之意向。”(见1931年11月15日《编辑者》第4期) 几个月后(1932年1月) , 他回沪一次, 又恰逢“一·二八”事变。又过了一年( 1933年1月3日) , 日本侵略军攻占了山海关, 全国震惊。郑振铎的这两次讲演, 就分别在“一·二八”事件和山海关失陷之后。前一次演讲, 记录稿后来发表于《清华大学校刊》上, 曾经郑振铎阅正, 因此可以看作是他的一篇珍贵的佚文;后一次演讲的记录稿后载《燕京报》, 未经郑振铎过目, 记得较为简略, 然亦当属基本可靠。

作者:陈福康     责任编辑:张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