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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郑振铎

发布时间:2018-02-22  来源:郑振铎纪念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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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五四时期,周恩来同郑先生就肯定互相知道对方了。因为周总理当时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人,郑振铎则是北京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两地相距不远,两人又都在报刊上发表过诗文。1920年8月,觉悟社召开年会,周恩来提出只有把“五四”以后诞生的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才能改造中国。于是,他带领邓颖超等十名社员进京找李大钊先生,请大钊先生指导和帮助。李大钊很赞成周恩来的意见,便建议以觉悟社的名义,邀请北京几个进步青年团体一起开会讨论。李大钊并亲自开了一份社团名单,计有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工读互助团等。16日上午,这五个社团的主要骨干在陶然亭开会,李大钊在会上作了指导。18日下午,在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开会,正式成立了一个名叫“改造联合”的社团联盟,发表了《宣言》和《约章》。

关于这次活动,《少年中国》上有报道,可惜没有写出与会者的名单,但我认为郑振铎肯定参加了。因为,郑振铎是人道社(即《人道》编辑部)的负责人,“人道”这个名字就是他提出的;另外,他又是曙光社的成员。

而1927年春,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郑振铎是进步团体“上海著作人公会”的负责人之一,积极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后,郑振铎曾领衔与胡愈之等人在报上发表对国民党的抗议信,表达了进步文化人士大无畏的正义感。当时被敌人通缉的周恩来读到了这封信,深为感动,一直记在心中。他后来曾多次向夏衍谈起此事。夏衍在纪念胡愈之的文章中,在纪念郑振铎诞辰90周年的大会上,都提到了周总理曾向他赞扬郑振铎等人的这一正义行为,认为这是进步知识分子在革命困难时期和关键时刻对党的支持。

1949年初,郑振铎受党中央的邀请,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南下香港,再乘船北上,去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3月25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郑振铎激动地参加了在西苑机场迎接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人的盛会和阅兵式。从此,他经常能见到周副主席。在他牺牲前的九年间,常常直接领受周恩来的指示而工作。他刚到北平才十一天,就作为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人民的代表,去巴黎(后改为布拉格)出席世界和平大会。行前,周恩来找代表谈话,并亲自过问他们的行装和健康状况。为了防御西伯利亚的严寒(当时是乘火车去的),特地指示为代表们每人做一件貉皮大衣。周副主席的亲切关怀,温暖了郑振铎等人的心!5月25日晚,代表团回到北平,马上到天安门参加群众欢迎大会。郑振铎在日记中写道:“散会时已暮色苍茫,将近八时了。晤恩来。晚餐后,晤阿英,极为高兴!”从他像称老友阿英一样地称“恩来”来看,他同周副主席已经有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隔一天的阿英的日记中写道:“与振铎同志谈散佚文物事,拟成立组织董理之。请彼拟计划,俟回平时(按,阿英明日离开北平回天津一次),再找周副主席研究。”郑振铎一贯重视保护国家文物,他主动起草了有关计划后,由阿英转呈周恩来。周恩来还专门请阿英进中南海谈话,赞同郑振铎的建议。阿英当晚即向郑振铎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使他大为振奋。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文物事业的最初规划。后来,开国大典后,郑振铎成了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在文物事业上作出重要贡献,这与周总理的知人善任分不开(郑振铎后来又任文化部副部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开国前夕,郑振铎参加了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国旗图案征集条例等工作,并参与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这些重要的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郑振铎又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主要从事文物工作、政协工作以及文化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在这些方面都经常直接向周总理请示,每次都得到及时有力的支持和英明的指示。例如,郑振铎建议将各项保护和征集文物的法令加入土改学习文件中,便得到周总理的支持。为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郑振铎打报告给周总理,又很快得到周总理批示,总理还特意指示当时在他身边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许广平亲自到上海指导。后来,郑振铎请周总理为鲁迅纪念馆题词,总理也在百忙中题了。郑振铎筹备的一些重要的文物展览会,如1951年的敦煌文物展览等,周总理总是亲临观看。

作者:陈福康     责任编辑:张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