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命运论”不可信，更不可取

　　“命运”问题并不神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国有国运，家有家运，人有人运。国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兴亡；家运，是一个家族的兴旺和衰落；人运，则是各人的不同际遇。要懂国运，读读历史；要懂家运，翻翻自己的或他人的家谱；要懂人运，看看现实各色人生或历史人物的传记。

　　“命”与“运”不存在必然联系，可“时”与“运”则密切相关。“时运”和“命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用，有时称之为“时运”，有时称之为“命运”。在互用情况下，命运是关于过去经历和现实际遇的一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而“时运”则是个人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升降沉浮。如果认为“运”决定于“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支配，这就是唯心主义。国运决定于“天”，是“天命论”；个人的命运注定于“命”，是“宿命论”。这种“命运论”不可信，更不可取。

　　在中国用语中“时运”是一个词组。时运既包括“时”也包括“运”。如果我们把命运问题与时代结合在一起，就能给予“命运”以正确的理解。时，是大背景，个人无法决定。人只能是生活于时代中。个人的出生和生长，可以逢时，也可能背时。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运”则不同，“运”与个人的机遇和奋斗紧密相连，决定于个人在时代中的主体性发挥。因此，“时”是同时代的人共有的，“运”则各种各样。套一句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名言，幸运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原因可以是多样的。

　　个人的“运”不能脱离时代这个大背景，没有“时”，就没有个人的“运”。诸葛亮从初出茅庐，火烧赤壁，到协助刘备建国于成都，有统一全国之志；可在后主时，北伐中原，六出祁山，终死于五丈原军中。这不是孔明的无能，而是当时魏蜀吴力量对比的时势使然，任何人都无力回天。

　　家与国不可分，而个人既与家不可分，更与国不可分。只有国家好、民族好，个人才能有发展前途。凡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懂当时面临的不再是王朝更替、政权易姓的所谓“亡国”，而是中华民族陷于瓜分豆剖存亡继绝“亡天下”的险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大的贡献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国家的富强和个人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是全体中国人命运的大变化。

　　当然，国家的命运不能简单等同于每个人的命运。国家、民族和个人是命运共同体，但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个人的命运也不会完全相同。没有完全一样的人生道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中华民族的复兴，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平台，但个人的实际发展如何，不仅会有不同的机遇，更取决于个人自己的创造，特别是要看个人如何处理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是相向而行，还是相背而行？这两类人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处于当代中国社会，处于相同的改革时代，每个人的具体境遇不可能完全相同。原来的同班同学，原来的同事，可以在专业成就、职位高低，升迁快慢、富裕程度以至个人的家庭生活方面存在不同。这很正常。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同样是具有个性和不同发展轨迹的现实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与国家的发展方向相向而行，每个人都应该有机遇，都应该有希望。尽管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处于比较困难状态，这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而是一个向前发展阶段中呈现出的时段性的差异。这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我相信，只要祖国的天空艳阳高照，我们身上都会洒上阳光。

　　当然，在我们社会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另一种命运，这就是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相背而行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前途摆在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对立面，相背而行，蜕化变质，贪赃枉法，成为腐败分子，成为大大小小的老虎和苍蝇。这种人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真正应了陈毅同志的话，“手莫伸，伸手必被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