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结构主义视域中的建构主体

　　文化主义的经验主体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对社会的客观结构有所忽视。20世纪60年代以后, 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出现裂隙, 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分歧。以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秉持文化主义理论范式, 坚持经验主体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以安德森为首的“第二代新左派”则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 摒弃了经验的首要性原则, 认为社会结构对阶级意识的塑造有优先性, 社会主体应当从属于社会客观结构, 即社会主体只是一种从属主体, 受制于社会结构。

　　在结构主义者看来, 社会主体不是经验的产物, 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即所谓主体只是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 而不是具体个人经验的产物, 社会主体不是人的本真存在方式, 而是一种社会结构上的“主体位置”, 其蕴含的不是具体个人的实践经验与文化意义, 而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权力方式与意识形态。因此, 所谓主体就是社会结构建构出来的从属主体。英国马克思主义中的结构主义派别一改文化主义———从人民大众的生活经验规定社会主体———的理想乌托邦思路, 从整个社会结构与国家制度层面出发来思考社会主义革命主体问题, 力图拓宽和加深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构筑更加行之有效的政治实践环境, 以此建构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意识。

　　关于文化主义者提出的经验优先性问题, 伊格尔顿深刻认识到:“人们感知的只是现象, 而真实经验将自身藏匿于现象之中, 并无法直接感知。”[9](P69)也就是说, 没有各种范畴形式, 社会个体便不能感受到真实的经验, 更不能生成真实的主体意识。霍尔指出, 文化就算是普通的生活方式, 也不是自在的存在, 而是受社会结构的制约。既然文化受制于社会关系, 不能自主生产社会实践的意义, 那么, 由文化加工个体经验形成的社会主体实际上是一种从属性的主体, 是整个社会结构及其权力机制建构的产物。伊格尔顿进一步提到:“在某种经验意义来表述个人主体, 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更为重要。”[10](P86)因此, 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比经验意义更具基础性作用, 个体被配置于结构位置中, 被建构为某种“主体”, 其产生的经验意识只能是其“主体位置意识”, 而不是真正的主体意识。

　　具体个体的实践经验是社会结构的产物, 受制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 那么文化主义提倡的经验主体实际上是一种从属性的建构主体, 不能主动地生发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意识。结构主义者们认为, 在英国本土的工人阶级经验意识中完全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主体意识的因素, 所以, 文化主义宣扬要从中寻找社会主义革命主体意识的尝试注定不会成功。安德森明确提出, 英国工人阶级自身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合作的阶级意识和毫无霸权的意识形态”[11](P41), 它是资本主义文化权力建构的产物, 完全不可能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形成挑战。而奈恩甚至认为, 英国工人阶级接受的是一种具有极强地域局限性, 晦涩难言的被称为“最狭隘、最灰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12](P44), 某种意义上英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无条件服从并依附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既然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意识中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潜能, 也注定不能从他们的文化经验中塑造工人阶级意识, 那么, 依靠文化意识来激发社会主义革命主体意识肯定是行不通的。

　　安德森与奈恩完全否定了文化主义从人民大众的日常经验中挖掘社会主义革命主体意识的可能性, 悲观地认为绝不可能从工人阶级的自发意识中产生, 工人阶级不会自发地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主体。那么, 如何才能形成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呢?他们认为, 既然社会主体是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 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出来的, 即工人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必须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基础上才能正式形成, 并发挥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应有功能。

　　他们将构建和发展先进社会理论的任务赋予知识分子, 因为只有这个群体, 才能做到对当前的文化现状来一次彻底的霸权转换, 即工人阶级必须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指导下接受社会主义意识, 实现政治实践上的胜利, 以此形成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可见, 在安德森、奈恩等人眼中, 单凭工人阶级的自身经验只能生出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意识, 即经验主体是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建构的“主体功能”, 并不能产生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 形成社会主义革命主体。毕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历史主体不是第一性的存在, 而是社会权力与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