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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郑振铎与古文献(上)

发布时间:2018-05-10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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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振铎等五人的电文说:“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这可以看作是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诸先生在这两年中的工作目的。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这次在中国藏书史上也许是规模最大的民间(主要是以民间名义及形式进行)搜访抢救活动何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点与色彩,比如部类齐全,精善、孤本多,抄校本及实用史料书多等。固然,战乱的特殊情势造成了大量在平时秘不示人、深藏楼斋的古籍善本流散人间,但是,作为主持者的郑振铎对于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搜访抢救活动本身意义的认识,以及他独有的版本目录学观点,却不能不是这些特点与色彩得以呈现的最直接的原因。这是一场民间人士为国护宝的文化抢救活动,其首要特征就是“为国为公”,而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为私为己以俾“宜子孙”或“子孙永宝”的藏书活动。

  郑振铎在1940年3月20日致张寿镛先生(以下不注明者皆致寿镛先生)的信中说:

  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人疵议。……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虽为时不久而麻烦已极多。想先生亦必有同感也。然实甘之如饴!盖此本为我辈应尽之责也。

  在很多信中,郑振铎都表达了这种为文化尽责的思想。如1940年3月27日信中说:“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近虽忙迫,然亦甘之如饴也。”在如此这般的心境之下,郑振铎在同年10月15日信中,在前线战场屡屡失利的情况下,他认为《晚明史料丛书》“过于凄楚,无兴国气象,拟多选有兴国气象之书加入”。

  郑振铎的确是将这次抢救活动当作一场不见弥漫硝烟的战斗来进行的。在1940年9月1日信中,他写道:

  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

  同时又认为“且究竟较驰驱战场上之健儿们为安适。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们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较之战士们,我辈之微劳复何足论乎!”

  其实,与当时败退的军事战场比较,郑振铎等人所参加的是场起以哀兵、与敌争宝的主动进攻的“文化战争”。然而,在我们看来,这场战斗却远为复杂。姑且不论这绝不是一场人皆能战的“战斗”,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参战者必须具备的高度的文化学术素养,是毋庸多言的。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日本人,以各种名义四处活动,其中不乏所谓“文化调查”者。郑振铎多次在信中提到,比如在1940年8月8日信中所言及相关事情,郑振铎直指要警惕文化汉奸。郑振铎在信中写道:

  此人甚可恶!嘉业书满铁原出四十五万,彼来此,乃加价至六十万,平空腾贵了不少。殊不可测!文化汉奸,实可怕之至!去年曾有一日人来此,作“文化调查”,结果,无一藏书家愿与之见面者。彼只好废然而返。今换了刘某来,已见到不少人,必大有所得矣。“物腐而后虫生”,如果无内奸,外患必不致如此之烈!言念及此,痛愤无已!

  军事战争中的盟友,也出现在这场“文化战争”中,而其角色实际上是以竞争者面目出现的敌对方。郑振铎在1940年9月1日信中写道:

  可怪在价虽高而仍有人要。若燕京,若大同(代美人购书者),如遇彼所欲得之物,几乎是不论价而购。平贾辈亦往往因此而索取从来未有之高价。关于史料之书,尤可不胫而走。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郑振铎等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无奈地依靠与平贾“向来之交情”了。而美国人争购的“史料之书”,又正是“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抢救重点。在1941年3月7日信中,郑振铎的无奈一览无余:

  (与袁守如)同来有王某,欲来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购宋版书,见面时,当劝其为子孙多留些读书余地也!

  相比之下,内部一些人对于书价高低等等的意见不合,自然是不足道了。

  这场“文化战争”又有其在时间上的急迫性。1940年4月前后,郑振铎敏锐地认识到,“此数月中是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之关头也。”时间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是换不来空间的,一部珍籍善本,既不能像一座城池失而复得,也不能像一座城池毁于战火而可日后重建。这种迫切之感,在书信中触目可见。1941年8月19日信中,在总结“失败”原因同时,使用了“千钧一发”这样的字眼:

  终夜彷徨,深觉未能尽责,对不住国家!思之,殊觉难堪!殊觉灰心!反省:我辈失败之原因,一在对市价估计太低,每以为此种价钱,无人肯出,而不知近来市面上书价,实在飞涨得极多极快,囤货者之流,一万二万付出,不算一回事。而我辈则每每坚持底价,不易成交,反为囤货者造成绝好之机会。诚堪痛心!二在我辈购书,每不能当机立断,不能眼明手快。每每迟疑不决而不知,每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便为贾人辈所夺矣,亦缘我辈不敢过于负责之故。往者已矣,不必再谈矣!谈之,徒惹伤心!将来,当有以自警、自励矣!

  我们还不能忘记,这场“文化战争”同样地具有危险性,参与者随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数以千计的书通过徐森玉与唐弢先生设法秘密寄送或运离孤岛。在1940年10月16日信中,郑振铎写道:“现在此间环境日非,无人能担保‘安全’。”虽然不仅仅是指珍本书籍的“安全”。这一点,半个世纪后的受惠者们,又如何能想象呢?

  (作者系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

作者:钱文忠     责任编辑:于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