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是“后真相”产生的重要前提。“后真相”是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取代事实真相的一种主观判断，它们比客观事实本身更能影响舆论。“后真相”具有“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好的主观性”易于产生良性的次生政治舆论，而“坏的主观性”则产生恶性的次生政治舆论。“后真相”的次生政治舆论功能仍然主要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次生政治舆论监督具有不可控性和难以预测性，处理不好会给政治和社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因而依宪法和法律对“后真相”带来的次生政治舆论进行治理是首要选择；构建政治规则，让治理服从政治规则，让治道服从政道，是其基本路径；回归事实真相，优化多中心舆论场，构建第三舆论场，是平衡次生政治舆论节点的重要选择。

　　关键词：“后真相”；次生政治舆论；功能；法治

　　作者简介：张爱军（1963—），男，博士，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网络政治治理首席教授；秦小琪（1989—），女，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产物的互联网(即网络)是“后真相”现象产生的重要前提。这个随着网络及其新媒体兴起而逐渐为人所知的概念，“后真相” 是指“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现象。在网络时代，个人与群体更容易将其情感与信念在网络里发酵、传播与扩散，导致人们不再或者不愿追求事实本身或者事件真相，从而产生一种“后真相”现象。学界从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后真相”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对“后真相”产生的次生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提出次生政治舆论概念，与“后真相”联系在一起并从政治学角度进行分析，从更抽象的层次上建构二者之间的政治理论关系和事实逻辑关系。次生政治舆论是以政治情感和政治信念为核心在公共政治舆论之后脱离事实真相而形成的政治舆论。“后真相”对公共政治舆论及其次生政治舆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使得公共政治舆论可能淹没事实真相，从而让次生政治舆论充满变数和不可预测性。“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是“后真相”两大基本特征。这两种主观性不但形成公共政治舆论，而且形成次生政治舆论。公共权力和公共政治舆论是次生政治舆论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公共权力和公共政治舆论，就没有次生政治舆论，公共权力与公共政治舆论相对应。 次生政治舆论既是在公共政治舆论的基础上产生，又是对公共政治舆论的消解、重构、修正、转化和取代，具有正向功能。次生政治舆论如同自然次生危害一样，是对公共政治舆论的瓦解、扭曲、排斥和游离，具有负向功能。从一般意义上说，“好的主观性”与次生政治舆论的正向功能密切相关，“坏的主观性”与次生政治舆论的负向功能密切相关。但从实践意义上说，无论是“好的主观性”还是“坏的主观性”，其本质都是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平衡，关键在于制约和平衡的边界与限度，这导致次生政治舆论与公共权力、公共政治舆论呈现出交错复杂的关系，因而深入研究次生政治舆论与公共权力和公共政治舆论的关系，也就具有重要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意义。

　　1情感与信念：“后真相”产生次生政治舆论的原动力

　　“后真相”以情感与信念为本位，事实本身也许无足轻重，情感与信念具有取代事实真相的属性。情感与信念既产生公共政治舆论，又产生次生政治舆论。如果说公共政治舆论是独立、自由、内在生成的，那么次生政治舆论就是在自由、独立、内在生成的基础上，对公共政治舆论具有从情感与信念全覆盖的特点。次生政治舆论由情感与信念主宰，情感与信念成为次生政治舆论的两大根本动力，道德愤怒和“政治正确”是次生政治舆论的两大基本特征。

　　如果说公共政治舆论具有公共性、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的话，那么次生政治舆论就具有了私人性、主观性、特殊性、偶然性。人们基于个人的情感与信念对公共政治舆论而非事件进行个体性言说，公共性被私人性取代。私人性必然是主观性的，一切都源于主观的感知和认知。每一个人都依据个人的立场、情感、价值、信念对事件进行诠释，其结果必然是特殊主义或特殊性的盛行。个体舆论是特殊的舆论，个体舆论幻构公共政治舆论，实则是次生政治舆论。个体情感和信念并不必然产生次生政治舆论，产生次生政治舆论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需要外在条件、情感与信念的合力，次生政治舆论因此具有了准公共性的特征。没有外在的原因，就没有激发次生政治舆论的可能性，公共政治舆论就此止步。没有内在动力，次生政治舆论就没有把潜在的次生政治舆论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外因与内因相结合，次生政治舆论才由可能变成现实。也就是说，情感与信念只会产生个体带有偏见的“意见”，但不一定产生次生政治舆论。

　　1.1公共权力滥用直接导致次生政治舆论

　　沃尔特·李普曼将公众比喻成“坐在剧场后排失聪的观众”。这是指任何公共事件都具有导致公共政治舆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但人们往往难以直接了解公共事件，甚至拒绝了解公共事件真相，只会随着公共政治舆论行走。因此在公共事件影响公众的同时公共事件本身却被消弭。这是因为：“这些公共事件绝不是他能掌控的，它们中绝大多数也都是无形的。如果说它们可以被掌控的话，也是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在公众的视线之外，被不为人所知的权力所操纵。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无法切实了解正在发生什么、谁做出了这个举动，或者他将被带往何方。”在网络时代，“社会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加剧，也将李普曼的预言推向了新的极致。当事实庞杂模糊，信息繁琐难辨之时，人们便会借助自己的情感神经，寻找那些言之凿凿的宣言，再融入一种相互取暖的情感宗教。社会议题也便从事实的争论，变为情感的困斗”。网络信息影响民意的同时使民意的主体性缺失，使民意随波逐流。情感与信念就是对主体性缺失的抗争，是让民意回归主体性的企图和意愿。在情感和信念的支配下，次生政治舆论成为无公共政治舆论的公共政治舆论，无事实真相的真相，即次生政治舆论本身成了真相。如果公共权力对公共政治舆论进行操控，且越过了权力的边界，公共政治舆论就易于转化为次生政治舆论。如果公共权力的公共属性不被破坏，次生政治舆论就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也难以形成次生政治舆论所导致的次生政治灾害。

　　1.2情感是次生政治舆论的一个原动力

　　西方是契约性文化，制度与规则起着决定性作用，情感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相比较而言，中国是情感文化，中国文化是“情本体”的文化，“情本体”的文化具有无限扩展的特点，情感不但成为人们社交、政治沟通、协商民主的纽带，也是次生政治舆论的原动力。次生政治舆论的原发情感是基于道德的正义感。正义感却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爱是正向的表达方式，恨是负向的表达方式。

　　公共政治舆论与次生政治舆论都只是个人政治意见表达的场所，并不是追求和实现真理的平台。即使是公共政治舆论本身而非次生政治舆论，情感与信念也具有重要地位，发挥“意见”的作用，这与人的本性和幽暗意识有关。理性、教育都只是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更不是充要条件。研究者发现：“个人仍然有不顾实情的意见，即对实情所包含的证据公然加以蔑视的意见。总之，个人有一些意见同知情与否无关，它先于知情，而且否认或拒绝知情。”人们的意见或判断、情感等来自“认同、宗教信条、意识形态信仰、种族情感等等，它们同知情与否没有关系，并且实际上是由于被歪曲了的信息或毫不知情而得到强化”。在网络“后真相”时代，情感在传播的同时，不但仍然具有拒绝实情、拒绝事实真相的特性，而且具有强化拒绝实情和拒绝事实真相的特点，并会被不同的情感相互解构和诋毁。因而在网络世界里“厌恶”“呕吐”成为宣泄情感的基本方式，“秀智商”“美狗”“脑残”“汉奸”等成为情感宣泄式的流行性词语。

　　1.3信念是次生政治舆论的另一原动力

　　个人信念在形成次生政治舆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大作用。 为信念而战是一些人的核心信条，为了信念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网络为个人信念的传播、扩散、聚焦提供了新的平台，为个人信念的张扬提供了重要场所。相同的个人信念“抱团取暖”，不同性质和类型的个人信念互相激荡。个人信念往往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是现实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的映射、表现和延伸。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表现为网络社会思潮、网络舆论、网络文化等多种形态，具有虚拟遮蔽、复杂多元、多渠道渗透、交互回应、对抗不安全等多方面特性。”因为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平等性、互动性等特点，互联网不仅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在个人信念的推动下，还会把意识形态极端化，导致个人信念及其意识形态内在自我封闭和外在互相侵害。

　　个人信念具有心理学基础，人们往往利用动机性推理来满足自己个人信念上的诉求。“动机性推理是舆论同质性的心理基础，该理论认为个体会选择性接触那些与自己的信念或政治立场相一致的信息从而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动机性推理既具有情感支撑，更具有个人信念特点。“意识形态构成了人们对于政治问题的基本态度和看法，这种信念具有基础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即使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民众也保有对这类信念的态度。”人们会屏蔽异于自己的信念，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信念，构建个人信念的话语体系。在网络空间的社会思潮交锋中不断强化个人信念，而不是包容不同的信念。这集中体现在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上。前几个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自由主义的动机推理的结果就是自由主义是其信念上的敌人，是西方国家利用自由主义对中国搞的阴谋。其实是不是“阴谋”，不应靠动机推理来判断。

　　次生政治舆论往往基于“憎恨”。厌恶、敌视、抗议都是“憎恨”的表现。“憎恨”易于导致对公共权力的疏离，易于产生革命与仇恨的心理。“憎恨”与疏离会导致公共权力与次生政治舆论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使公共权力总是处于紧张和戒备的状态，因“憎恨”而产生的疏离，又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呈现出巨大的盲点，为公共权力的滥用提供了“灰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