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坏的主观性”：“后真相”与次生政治舆论

　　网络时代的“后真相”也具有“坏的主观性”。“坏的主观性”非但没有事实真相，而且还把缺少事实真相的公共政治舆论以情感和信念的方式进行构陷，并通过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反制和报复，主观推断公共权力之恶，具有恶化公共权力的必要性、必然性、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等诸种属性。由“坏的主观性”产生的次生政治舆论具有无政府主义、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政治舆论都具有极强的破坏功能。

　　“坏的主观性”与网络化事实真相“大到不可知”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网络空间里，事实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经典事实时期、基于数据的事实时期和网络化事实时期。网络化事实的一大特点是“大到不可知”，导致的一系列后果是：可用事实的数量大增，本身就会使人们对真相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我们可以随手获得如此多的事实，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结论的能力，因为总是有其他事实支持其他的说法；网络更加强化了我们本来的立场。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相信确认他们已有意见的‘事实’，并驳回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事实’。事实与观点之间不再泾渭分明；无论何种观点，网上都有人不赞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无趣的事实上。”最无趣的事实即为“娱乐至死”的事实，人们通过无趣事实取代有趣的事实，公共政治舆论的公共德性、公共伦理、公共规则被淹没在最无趣的事实当中。情感与信念甚至掺杂其中，个人情感与信念也成为娱乐主义、消费主义的组成部分。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既是对公共权力的消解与反叛，也是对公共权力参与渠道狭窄的抗争。

　　3.1次生政治舆论谎言和谣言共谋

　　如同尼采所言：“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如果公共权力那里没有事实真相，只有对谎言的诠释，且诠释的目的并不在于公布真相，而是通过诠释塑造真相，以政治谎言制造和生成新的政治谎言，构建权力主导下的伪公共政治舆论，这在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中都是事实存在。比如中国传统政治中王权主义之下的民本舆论造势，新近的美国与欧洲选举的民粹舆论造势，都具有伪公共舆论的成分，实则是公共权力扩张和滥用。公共权力制造的事件是真实的事件，但公共权力把事件变成对其有利的事件只能通过修改事件来完成，于是真相被隐去，政治谎言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呈现。在网络“后真相”时代，无论是公共权力、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公民个人都会把修改过的事件进行网络传播，网络传播又通过社交网络进行N次加工，于是政治事件“只意味着叙事版本的不同，谎言可以巧辩为‘另一种观点’或‘意见’，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

　　在政治心理学家勒庞看来，大众更愿意相信政治谎言，政治谎言可以通过真理进行包装。他认为：“给群众提出的观念必须是明白无误的，断言式的，绝对的，简洁清晰的，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群众是不愿意接受逻辑推理的，更厌恶复杂的论证过程。由观念推导出的逻辑体系必然被群众所抛弃。只有强烈简单的观念，才容易被群众所接受，并被群众所喜爱，才能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一种强烈的情感。”从现实来看，网络社会中涌现了诸多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往往会通过这种社会心理学方法，用谎言支配网民。不同的网络意见领袖表达不同的具有强烈情感和个人信念的谎言“意见”，使不同意见领袖的“意见”成为不同网络群体的公众“意见”，破坏了次生政治舆论的底线共识。

　　政治谣言通过诠释形成次生政治舆论。人类历史的行进，谣言总是如影随形。 人类在解决谣言问题的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谣言。人类之所以消灭不了谣言，是因为谣言与个人情感和信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网络时代更是一个谣言满天飞的时代，用谣言构建另一种事实真相，用谣言取代事实真相的合法性。谣言本身在形式上成了事实真相，人们并不去探索谣言背后的真相。这不但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也是现实网络的一部分。网络正以N倍放大的形势制谣造谣传谣。在个人情感困斗和个人信念困斗的时代，谣言在一定意义上更能化解因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而产生的社会政治焦虑，进而形成次生政治谣言舆论。当政治谣言已经固化为内在的思维方式时，打破政治谣言回归事实真相会让相信政治谣言的人失去了依托感和归属感，对打破政治谣言的人产生政治“道德愤怒”。

　　3.2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舆论的背叛与“逃离”

　　政治家们为了自身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可能通过心理战术构建政治谎言，从而导致人们对政治的背叛，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公共政治舆论的背叛。以“英国脱欧”与“美国大选”为例，“政客们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当下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乃至‘阴谋论’强化、极化某种特定的观点或偏见，或为攻讦抹黑对手，或为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 受众在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日趋消解的状况下，难以个人能力辨别观点真假，往往服膺于社交媒体‘小圈子’中散播的情绪、立场或刻板印象，从而做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主观判断”。在这种舆论场的争夺中，公共权力是次生政治舆论的操盘手，次生政治舆论是权力滥用的结果，民粹主义是次生政治舆论的表现形式。

　　在网络“后真相”时代，人们不再相信传统媒体制造的舆论，也不再受传统媒体的控制，而是安于网络社交媒体的“小圈子”，让“小圈子”成为个人情感和信念的住所，通过“小圈子”构陷权力的“阴谋论”，通过“小圈子”追求道德和信念的纯洁性，以此反衬公共权力的非道德性和非伦理性。“小圈子”的次生政治舆论，不但是对权力制造的公共政治舆论的不信任，而且是对公共权力制造的公共政治舆论的“逃离”。他们认为只有“逃离”公共政治舆论，才会有真正的公共政治舆论，只有“小圈子”的舆论才是真正的公共政治舆论。由“小圈子”构建的所谓公共政治舆论不但使公共权力变成难以运行的道德乌托邦政治，以道德实质正义取代公权力运行的程序正义，甚至视程序政治于无物，而且使社会染上“道德巨婴症”。不但如此，“小圈子”的次生政治舆论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难以形成社会共识，是导致社会分裂或撕裂的重要因素。

　　3.3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舆论的瓦解与扭曲

　　谎言与谣言不可能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反而是社会舆论的癌变。从“坏的主观性”来说，基于“小圈子”产生的次生政治舆论，非但缺少监督公共权力的功能，而且还会造成次生政治舆论的内生癌变，使其既不能监督公共权力，也使次生政治舆论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

　　在网络“后真相”时代，海量的碎片化信息充斥于网络，基于同一情感、信念形成“小圈子”，不同的情感、信念的人形成不同的“小圈子”。“小圈子”内部情感、信念固化现象明显，自我封闭严重。不同的“小圈子”之间缺少基本的流动性，并在情感与信念上进行排斥。“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新闻信息逐渐碎片化，假新闻、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的趋势。相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体，网民们更愿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了‘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在“小圈子”没有言论自由，受“小圈子”的言论宰制，使得网络“喷子”占据了道德和信念的制高点，最终侵蚀了自由与平等的社会根基。“本应在网络公共领域上开展的‘百家争鸣’也会因隐性的舆论操控而异化为网络‘喷子’主导的‘口水战’，异议则会化为沉默的螺旋而逐渐消音，最终导致自由和民主的根基被逐渐侵蚀。”这一方面减少了对公共权力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难以形成公共情感和信念认知。政治虚无主义是次生政治舆论的癌变症候。

　　对公共政治舆论进行无限的再阐释、再重构，导致了公共政治舆论的扭曲。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来说，“后真相”营造的舆论生态印证了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在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事实经过无数次的‘再阐释’——或许是严肃的深挖或探究，或许是故意的扭曲与篡改——其本身不再是新闻报道的核心，而是逐渐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大众传播媒介不再拥有阐释意义的权威，而把对真相的解释权让渡给了原子化的平台型媒体。”从次生政治舆论的角度来说，情感认知和信念认知成为政治新闻-政治事实的纽带断裂的推手。政治新闻报道不再是核心，原子化的社交平台成为情感和信念对政治事实的不断扭曲，通过构建政治“幻像”去理解政治世界，使政治新闻被淹灭在次生政治舆论的情感和信念之中，最终会以情感和信念构建虚无的政治或想象的政治。

　　3.4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舆论的排斥与游离

　　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舆论的排斥，意味着次生政治舆论不再接受公共政治舆论，认为公共政治舆论失去了事实真相，只有情感和信念才能产生所谓的事实真相，即“幻觉真相”。这与公众和媒体之间权利和义务失衡有关，“双方关于真相的默契认同被打破。这使得人们达致真相变得越来越困难，媒体的权威和公信力也越难建立。这种信任危机背后，其实是人们在新媒体、新技术时代对于真相和自身所安身立命的需求的迷茫的体现”。这也与政治新闻的特性有关，“新闻无法彻底的达致真相，另一个方面又不得不依赖于媒介手段的帮助来认识世界。但‘后真相’时代人们怀疑的不单单是新闻媒体是否提供了正确的事实，而且怀疑新闻媒体是否有能力反映真相。技术手段令人们能够有更多的手段达致真相，证明真相，媒体的唯一权威悄无声息的被瓦解”。如果媒体受政治权力或资本势力的不恰当控制，新闻制造和引导的公共政治舆论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难以形成具有客观性的公正舆论。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治舆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具有选择性，导致了人们对公共政治舆论的情感和信念上的排斥。“根据情感心智理论，新近出现或确定性较低的事实查验会引发人们的焦虑情绪；而与动机归因理论相似，令人反感的事实查验则会刺激人们产生愤怒感，带来对新信息的抵制。”

　　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舆论的游离，是由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困境决定的。 “随着主流媒体陷入‘公信力困境’，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另类媒体寻求那些可以证实他们主观愿望或情感的信息，作为守门人的传统媒体基于新闻价值的判断曾为公民创造了共享的拟态环境，为公共领域里的话语博弈提供了共识，划定了底线。但这样的公共领域已经随着传统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式微而渐趋边缘化。 取而代之的也非本克勒所构想的理想化的网络化公共领域，而是形色各异的另类空间。”在“另类空间”里，人们“构建了相对封闭、基于情感化真相的拟态环境，使参与者得以强化自身固有的态度和信念”。更进一步说，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舆论的游离，是由主流政治媒体的公信力困境决定的。当人们对主流政治媒体失去信任时，就会构建政治封闭、基于政治情感化真相的拟态环境。议论政治的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具有这方面的典型特性。他们游离于公共权力和公共政治舆论之外，不断制造次生公共政治舆论，以玩世不恭、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态度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政治舆论进行调侃、讽刺、嘲弄、挖苦，以此来

　　满足个人的政治情感和个人信念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