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矫正与救治：平衡“后真相”与次生政治舆论节点

　　无论是“好的主观性”还是“坏的主观性”产生的次生政治舆论，都有两大基本特征：政治正确和道德至上主义。政治正确的表征是意识形态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表达情感和信念诉求的主要伪装方式，形成意识形态泡沫。道德至上的表征是道德愤怒和道德泡沫。道德愤怒为道德至上主义推波助澜，通过道德审视、主宰、统摄一切，完全忽略或无视人的本性、人的权利、人的不完美性和道德“幽暗意识”。政治正确为政治至上主义提供了平台，一切以政治为核心，以政治审视、主宰、统摄一切，完全忽略了生产力、经济基础对政治的决定作用。道德愤怒由情感支配，政治正确由个人信念支配。 在次生政治舆论的形成、发展、传播、聚焦过程当中，二者互为表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互相推进。道德至上与政治正确合谋，从而使次生政治舆论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和不可预测性。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政治正确与道德至上主义都与公共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发挥“后真相”“好的主观性”，防止“坏的主观性”，使网络时代“后真相”的次生政治舆论发挥积极作用，制约公共权力是其最优化的选择。制约公共权力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内部制约，另一种是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外部制约。社会公共政治舆论是对公共权力制约的一种有效方式。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实质，就是权力在社会公共政治舆论的阳光下运行。公共政治舆论是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没有公共政治舆论，权力就难以进行有效的制约。“后真相”既带来“好的主观性”，也带来“坏的主观性”，不能采取非白即黑的二元方式处理次生政治舆论，即保留“好的主观性”，消除“坏的主观性”。但消除“坏的主观性”可能也导致“好的主观性”丧失，因为二者可能是合而为一的。 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寻找二者的平衡节点，避免“坏的主观性”越界、极端化和原教旨化，从而保证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权力的情感信念方面的维护和监督作用。

　　4.1 依宪治理公共权力与舆论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只有宪法的权威得到有效和实质性维护，公民的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公共权力的滥用才能得到有效遏制。通过遏制公共权力的滥用来保障公共权力的公信力，以此减少次生政治舆论“坏的主观性”直接指向公共权力的可能性，从而维护公共权力的权威性。同时，落实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言论自由既包括理性表达的自由，也包括非理性表达的自由，要充分肯定人的情感与信念的合理性和合宪性，充分肯定“后真相”“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针对公共权力，公民不但有说对的权利，也有说错的权利。而宪法权利保障的重点，应该落实在人具有说错话的权利上——违反宪法法律的言论另当别论。事实上，不但“好的主观性”具有说错话的权利，“坏的主观性”也同样具有说错话的权利。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坏的主观性”话语的极端化，防止“坏的主观性”话语破坏宪法和法律的边界，以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名义破坏言论自由本身。极端的、具有破坏性的“坏的主观性”的自由话语具有极强的内在封闭性和外在攻击性，一方面影响公共权力的健康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其所生成的次生政治舆论会严重影响公共政治舆论生态与舆论环境。这需要在宪法的框架内得到有效治理。

　　4.2 优化政治规则化解政治焦虑

　　在“后真相”时代，各种信息都以海量速度加快，人们在海量的政治信息中难以选择，甚至无所适从，从而增加了人们的政治焦虑感、困顿感和空洞感，增加了个人情感愤怒和信念愤怒。由愤怒转化为“憎恨”，由“愤恨”而产生次生政治舆论。如果不通过政治规则进行化解，不通过治道进行治理，就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双重巨大的风险。这就既要加强政治规则建设，又要加强治理建设，既要加强政道建设，也要加强治道建设，来化解社会的政治焦虑。政治规则决定政治治理，政道决定治道。没有政治规则，治道就只有治而没有道。没有优化政治规则，治理就会具有滥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没有政道，也就没有治道，没有优化的政道，治道就会有治无道。如果政治规则不能得到优化，治道就会扭曲变形。社会存在的政治焦虑，实质是对建立良好政治规则的期盼。只有优化政治规则和政道，处理好政治规则与政治治理、政道与治道的关系，人们才对未来有良好的期许，才会降低情感和信念的焦虑程度，使次生政治舆论处于可控的状态。

　　4.3 回归事实真相消除次生政治舆论幻像

　　政治事实真相是形成公共政治舆论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政治事实真相，就没有公共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无法建立在政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是对公共政治舆论进行的情感与信念的“后真相”N次塑造和型构。如果公共政治舆论不以政治事实真相为根本，那么“好的主观性”就会变成“坏的主观性”，“坏的主观性”就成为政治谎言和政治谣言的集散地，正义感就会走向反面，追求正义得到的却是非正义。“坏的主观性”会失去对政治的基本信任，进而破坏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回归事实真相具有多种方法。公共权力在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能够及时制止公共政治舆论和次生政治舆论的升腾。如果公共权力不在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而是在第一时间掩盖事实真相，或者不是在公共政治舆论的监督下主动地去调查事实真相，在公共政治舆论形成大潮时就会伴随着次生政治舆论大潮，公共权力权威性、合法性、正当性都会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此外，还可以通过实证分析、社会调查、舆论之间的相互质疑，有效地回归事实真相。采取新技术手段如AI人工智能、大数据研究方法回归事实真相。公共权力在公布和回归事实真相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公共权力的政治德性在公布事实真相中起着重要作用。没有公共权力在第一时间公布真相，公共政治舆论和次生政治舆论不但完全失真，而且还会失去舆论监督的功能。

　　4.4优化多中心舆论场实现舆论制衡

　　多中心舆论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它与网络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社会发展分层化的必然产物。社会多中心治理，也包含着社会多中心舆论的治理。社会多中心舆论治理的实质是让自治的归自治，他治的归他治。以自治为核心构建的社会多中心舆论自治具有优于他治的特性，如降低或减少治理成本、自我净化舆论、自觉营造网络舆论的晴朗空间。尽管次生政治舆论具有置事实于不顾的特性，但社会的多中心舆论场之间的质疑与对抗，达到多中心社会舆论场制衡的目的，减去公共权力在公共政治舆论方面的越界行为，使公共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减少公共权力试图垄断公共政治舆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不但公共政治舆论是多元多中心的，次生政治舆论也是多元多中心的，次生政治舆论之间也具有互相制衡、多元制衡的特性。通过次生政治舆论的多元制衡，使次生政治舆论保持平衡，防止单一次生政治舆论带来难以控制、难以预测的舆论风险。

　　4.5构建主体性第三舆论场形成健康舆论生态

　　公共政治舆论是第一舆论场，次生政治舆论是第二舆论场，公共政治舆论与次生政治舆论之间要构建第三舆论场，要允许第三舆论场的存在。第三舆论场是情感与信念的相对主义舆论场。第三舆场既介于公共政治舆论场与次生政治舆论场之间，又与公共政治舆论场、次生政治舆论场相互交织，是无舆论的舆论场。第三舆论场既能通过个体情感化解公共政治舆论的泡沫，又能防止次生政治舆论的次生灾害。无论是公共政治事件、公共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都具有群体化特征，容易失去个体主体性。第三舆论场的基本特征是个体化、情感化、信念化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以个体的视角理解公共政治事件、公共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事件、公共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进行个体化的理解和诠释，对这些内容注入个体情感，并满足个体情感的要求，表达个体的爱与恨。个人信念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出发，既体现了对公共政治事件、公共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的关注，也体现了对这些问题的信念式理解与构建，强化了人的主体性。由于受到公共政治舆论与次生政治舆论的制约，第三舆论场的极端化倾向得以有效遏制。第三舆论场既会消解公共政治事件、公共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的泡沫，防止道德至上主义和虚无主义、极端主义，又会对公共政治事件、公共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进行有效的规制。

　　5 结语

　　网络时代是“后真相”次生政治舆论不断产生、传播、扩散、聚焦的时代，也是“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并存的时代。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无事实真相的监督和制约。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对“后真相”的次生政治舆论进行引导和约束，有利于树立宪法的规范权威和实践权威，有利于公共权力的公正化，有利于公共政治舆论的生成和保持其公正性、客观性、开放性和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