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潘承孝（1897.3.7—2003.12.22），男，汉族，江苏省人。研究生文化、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教授，教育家、内燃机专家。1951年加入民进。历任天津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务长兼机械系教授，河北工学院院长、名誉院长。天津民进创始人之一。曾任民进天津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理事，民进天津市第一、二届委员会副主委、第三届委员会主委；民进河北省委员会主委、顾问、名誉主委；民进中央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委员会常委，第九届委员会顾问。天津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天津市第一届政协常委；河北省第三至七届人大代表，五至七届常委会副主任，第三、四届政协副主席；全国第三、四、六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三届政协委员。

    1951年，民进中央常委潘承孝和我同在天津工作，他和我一同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当时，潘老老成持重，学富五车，在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已是誉满全国。而我才初进南开大学任教，年仅三十四岁。1952年后，我们受民进中央的委托，又一同在当时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同志主持下，参加筹建民进天津市委会的工作。1953年1月，民进天津市委会正式成立，潘老任副主委，后任主委，我任组织处主任，后任副主委兼秘书长，直至我1959年调职离开天津去太原工作。在这九年时间里，在民进工作的相处和交往中，潘老言传身教，使我深受教益。

　　当初，潘老和我都是新加入民进的，各自在学校的本职工作都十分繁忙。出于对党所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热忱和热爱，潘老在筹建民进组织的过程中，以及后来组建成立市委会之后，对民进的工作十分关切，对学习统一战线理论也十分积极，为民进发展组织和研究会务的大政方针提出过许多很好的意见。特别是他提出我们民进要坚持接受党的领导，常常提出要同市委统战部保持密切联系，要与党同心同德，与党保持透明而不留隔阂的关系。他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的意义和作用，宣传民进的性质、历史、优良传统和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职能和任务。在他的崇高声望和循循善诱的谈话的感召下，使许多会员和会内干部提高了对统一战线和我会的性质任务的认识，也使不少他所联系的高层次的教育界知识分子参加了民进。这些为使新组建的市委会走上健康发展成长的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

　　潘老以在科学技术界和社会上的崇高地位参加各方面的工作，从不以权威或高级人物自居，对大事总是深思熟虑，善于分析情况和问题，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择善而从，善于坚持原则，而又言简意赅，平易近人，促使许多事情得到正确解决和顺利发展。1957年，当社会上和天津民进组织内部涌起一阵政治风浪的关键时候，潘老牢牢记住会中央一位领导人所说的话，鸣放的座谈会不是不可以开，但要掌握“不做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的精神。当时，潘老就支持主张用这样的精神来研究天津民进是否召开座谈会，召开哪些座谈会和怎么来开座谈会的问题。潘老是老前辈，又是会的副主委，他的这一主张，当时深深印入我的心头。至今想来，在那关键时刻，他坚持这样的主张是非常紧要和正确的，也使我终身难忘和终身受到教益。

　　1959年后我调离天津去了太原，在我本职工作之外，先后担任太原市和山西省民进的领导职务，潘老也因工作单位的变动而担任了民进河北省委会主委的职务。这样，潘老和我各处一地，会务上的接触和交往就大为减少了，但还不时有共同参加民进中央活动的机会，听到潘老精辟的见解。1984年我调至会中央工作之后，我有更多的机会向潘老请教思想认识上和会务工作上的问题。他总是坦诚地提出意见或提示问题，使我得益良多，而且有时感到有些问题非要先听听他的意见再作考虑或再作决定。长期以来，潘老是民进的中央常务委员，后来改任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他对民进的工作一直十分关心，也十分认真和热爱，直至他年逾九十之后，对会中央的会议和各项活动，都还是有请必到，从天津赶到北京来，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对会中央的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见。他还十分关心同志，去年春节前夕，他以98岁的高龄，挨家挨户探访和慰问在天津的参议委员，使大家深受感动。他为民进的建设和发展，为民进发挥一个参政党的作用是贡献卓著的。他是民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元老之一，深受民进全会同志的爱戴和尊敬。

　　潘老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严于律己，是一位朴实耿直、可敬可亲的长者，是中国共产党的肝胆相照的挚友。他治学认真，从教严谨，唯贤是举，甘为人梯，是我国内燃机和汽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从教七十年，在教育科研战线上培养出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桃李满天下。他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为国家的政权建设和统战事业呕心沥血，作了很大的努力。潘老高尚的道德风范，不论为政、为学、为人，都是可敬的楷模。对我来说，则更是我的前辈和良师益友。

    作者陈舜礼（1917-2003）系天津民进创始人之一，曾任民进中央第七、八届副主席，第九届常务副主席，第十、十一届名誉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