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民进机关工作后不久，时常向老会员讨教民进先贤的往事。原专职副主委陈叔虞老师提起了另一位毛先生。这位毛先生，便是毛之芬（1910—1994）女士。民进中央同志多数唤她为毛大姐，也有称她为毛先生，都是为了表示对她的尊重。

　　毛之芬，又名毛静仙，余姚市阳明街道丰南村毛家人。这个毛家很有名，曾出过建筑大师毛梓尧。毛梓尧（1914—2007），我国近现代著名建筑学家、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新中国成立后，毛梓尧作为首都城市规划和设计的重要参与者，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等几项重大方案的设计工作。和很多经历过太多沧桑的中国老知识分子一样，毛梓尧是一位忠诚而朴实的爱国者、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妻子曾在自己的家中掩护过新四军的伤病员。他追求进步，支持党的革命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在他自建的上海家宅里，冒着危险，掩护金仲华、冯宾符、王德鹏、毛之芬等进步人士开会或躲避特务抓捕。毛之芬与毛梓尧算是同一支族近房关系。

　　由于毛之芬的父亲是清代副贡生，早年在中国驻日本长崎领事馆学校教书，所以毛之芬出生于日本长崎。1921年她随父回国。1925年，她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做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商务印书馆工会，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在中共中央军委担任译电工作，同年被派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马列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继续为党工作，到上海做共青团的女团工作和洋车工的工作。1931年，在上海党的地下印刷所工作，同年因所在组织被破坏而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直到1946年5月，《世界知识》复刊并成立出版社，她来到出版社工作，毛之芬与张明养、冯宾符等好友、老乡共事在一起，历任会计，生产部出版室主任，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经理。1950年5月，她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2年底，《世界知识》社被并入人民出版社，次年1月，民族出版社成立时，她被调到该社担任第一任出版部主任。可以说，毛之芬女士是我国出版界的老前辈，也是我国的民族出版事业创业人之一。

　　毛之芬女士在上海参加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时与陈云同志有来往。后来在出版界与文化名家冯宾符等是好朋友。在民进的工作中与雷洁琼是至交。毛大姐历任民进北京市委理事会常务理事，市委会常委、副主任委员、秘书长，顾问。民进中央第五届候补委员，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届中央常务委员。历任北京市第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教科文卫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幼儿教育副会长。

　　1986年4月离职休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成立后，在1988年民进六大会议上，她被选举担任第二届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成为赵朴老的重要助手。之后又连任第三届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担负着如此众多的头衔，您一定认为毛大姐了不起，一看就使人肃然，实际上毛大姐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个人，走在街上，同普通的街坊大姐没有任何区别。毛大姐对公益事业非常热心，主动认购国库券，为希望工程捐款，为灾区捐款捐物，每次都是捐得最多的。“文革”后，她把组织补发的工资全部退给了国家，她说：“我一个人生活，组织每月给我的工资足够花了，现在，我们国家百废待兴，还是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吧。”

　　老人家虽然受过文革的委屈，但在她的言谈话语中从未感受到她有任何埋怨之辞，总是讲国家待她之厚，关心入微，此生难报，而对她在我党成立初期，对革命和党组织做过的贡献只字不提。作为出版界的老前辈，毛大姐对工作兢兢业业，但从不以权威自居，担任民族出版社出版部主任时，经常下厂去工段，直接与铸字工、排版工研究如何改进工艺技术，更好地提高书籍印刷质量。走进她的居室，其简朴之极，令人难以想像：旧沙发、旧床、旧书柜，一切都是旧的。

　　毛之芬有着广泛的上层社会关系，有许多老熟人、老朋友，但她从未给自己的子女谋过什么好处，她的大儿子一直留在浙江老家，在一家普通企业做工人；小儿子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职工。雷洁琼主席是她家的常客，两位老人的家常菜是白菜炒年糕，最奢侈的一次是从和平里大酒店买了只烤鸭，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1994年11月11日，毛之芬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4岁，临终前留下遗嘱：不留骨灰，丧事从简。告别仪式上，雷洁琼、赵朴初等领导亲往送行。在一些座谈会上, 赵朴老还常提起已去世的中参委秘书长毛之芬。朴老说, 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毛之芬把自己仅有的一些麻油省下来送给他。这种克己待人的精神品德非常好,从朴老一直记着这件小事来说，细微之处也可看出朴老感恩不忘的高尚品德。

　　毛之芬是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出版发行领域的名家。她在回忆文章中口述道：做好民族出版工作，有利于国家安定团结。解放前，出版社有很多，但没有哪个执政党建立过民族出版社，这也说明从来没有人重视过民族工作。甚至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七十多年中也没有成立过一个中央级的民族出版社。而我们新中国刚一成立，千头万绪、百废待举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对民族出版工作十分重视，真是英明。国家级民族出版社成立了，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中还亲自为民族出版社和《民族画报》题写社名、刊名。其后，各地方民族出版社也如雨后春笋般陆续成立起来。民族出版社成立后，积极配合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大批优秀图书。翻译出版了大量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和文件，并在解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这一前人未解决的问题上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多品种、多层次的各类图书，输送了相当数量的业务骨干，为民族出版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民族矛盾激化，内战频繁，人民遭殃的活生生事实，使我(毛老)更深刻地体会到由于党中央几十年坚持不懈地重视和贯彻正确的民族政策，不断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才有今天国泰民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经济事业才得以稳步发展。民族出版社在光辉历程中，作为党对于民族地区的宣传喉舌，始终如一地贯彻党的出版方针，为民族地区提供了大批优秀图书，对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中国几代民族出版人的努力，是值得铭记和感到欣慰的。

　　缅怀两位先贤，总有人生境界可以参照学习，这也应该作为会内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一课吧。

　　作者为民进宁波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徐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