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个个人应有的事情，今天在座的诸位一定是都读过书的，似乎不烦我讲。但是怎样读书，却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一般人把这问题看的太简单了，以为书本是给我们知识的，我们只要读一种书，就得到一种学问的知识。这句话我敢说是错的。书本并不足以给我们知识，它只能引我们进入知识的路，使得我们会得自己去求知识。

　　举一个例罢。譬如《三字经》，是大家读过的，大家以为是最容易懂得的了。但头上数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很难讲明。我们第一要问：“《三字经》是什么时候的人做的？”依据以前的考定，我们知道是宋朝人做的。其次要问：“这几句话的来源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推求，就知道“人之初，性本善”，出于《孟子·告子篇》；“性相近，习相远”，出于《论语·阳货篇》。于是我们又要问：“《论语》和《孟子》作在什么时候？”回答的话，是《论语》作于战国初年，《孟子》作于战国末年，两书相距约二百年。我们知道了这一些事实，就可以说：《论语》里说人的性是相近的，因习惯而分得渐远；过了多少时候，有孟子出来，说人的性是本来善的，因为不能保存这一点善，所以有坏人。这两说原是不同，但给后来的儒者拼合起来，说“期初相近的性就是善的”，于是有《三字经》上的话。这就是历史上作考察。至于在这话的意义上看，则牵涉的问题更大了。我们先要问：“人的性是不是相近的？”再要问：“这相近的性是不是善的？”这便是心理学和伦理学的问题。我们若不是专门研究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简直无从回答。

　　就这一例看，就可知道我们念了《三字经》，并不即能领受它的知识，只是知道古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话。我们要确实得到这一项的知识，非我们自己努力不可。

　　《三字经》是普通小孩子念的，要真正求出它的意义，尚且这样的牵涉大问题，那么，世界的事物这般复杂，应该由我们用心考查的地方实在不知有怎样多。若是我们一味闭着眼睛，相信书本上的话，和我们的知识就要随处有危险了。

　　为什么说有危险？这可以把从前人的态度说一说。从前人以为读书是要做圣贤的，做了圣贤是要治国平天下的，所以读书人的目的就是“得君行道”。至于自然界的一切东西，无资产阶级的一切生活，他们是看不见的。他们以为修身治国之道，在《十三经》里已经讲完了；我们只要照了它做。凡是经书里所没有的，我们就不必管。因为他们有了这种念头，害得我国二千年来学术政治一切没有进步。至于在小说里看，尤可见得他们的心思要把天下所有的才能，所有的知识，都具备于一身。他们写的大人物，总是文武全才。武呢，十八件武艺样样精通。文呢，天文、地理，三教、九流，琴、棋、诗、画，无所不通，无所不晓。这种话实在是做梦！天下如果有这等人，只能称他为神道，因为这决不是人类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尊重科学？只因科学是重在实际的证据，不许人说空话的。它要人划分范围，搜求材料，分析性质，作许多有系统系的说明。我们第一要知道：世界上的事物是极复杂的，我们的知识是极短浅的。例如虾，我们只会说大虾、小虾，但是经厦门大学动物学系教授秉农山先生一研究，就知道单是厦门方面的虾已有六十余种。又如铁钉，我们也只能说大钉、小钉，但是据铁匠们说，铁钉的种类有四五百种。这种我们看作极简单的事情尚且如此复杂，何况我们看作复杂的事情呢！所以我们要用一个人的聪明完全吸收世界上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真要吸收知识，只有各人就自己性之所近，努力研究一种学科；更狭一点，就是一种学科中的一类。至于书本，只是纪载从前人的行事、思想和研究的。他们的知识未必比我们多，不过他们向前走了一步，我们可以跟着他们再上去走一步而已。我们应该把他们遗传下来的东西逐渐的修改，逐渐的增加，才不愧为一个后起者。

　　“出风头”是大家高兴做的事情，但是“做苦工”就不免很怕。我现在提倡在学术界上做苦工，大家听了或者要不乐。但是不必怕！只要做得稍微长久，就会日渐明白它的内容，日渐有驾驭它的方法。到这时候，自然左右逢源，发生兴味；胸中也有题目提出来，觉得欲罢不能了。这种的苦工，其实是很乐的；它的乐趣一定在出风头之上。

　　我们既经明白知识是无限的，工作是要切实做的，现在便可说明怎样读书的方法。

　　一个普通人走进了图书馆，看见满屋满架的书，觉得眼睛都花了。这是因为他对世界上的知识没有一方面是有特殊的兴趣所致。研究学问的事固然不必尽人都参加，但是一方面的特殊兴趣却是无论何人所不可少的。譬如看报，有的人喜欢看专电新闻，有的人喜欢看小说文艺，也有人喜欢看商市行情。只要他能够有一件喜欢的，自然拿到了一份报纸就有办法。所以我们读书的第一件事，是要养成特殊方面的兴趣。

　　有种人读书，只要随便翻翻，不高兴看的时候就抛开了。有种人读书，却要从给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才罢。其实这两种方法都有道理，不过永远用一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的书籍太多了，倘使无论那一部书都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那么，人的生命有限，一生能够读得多少部书呢？但是有几部书是研究某种学问的时候必须细读的，若只随便翻翻便不能了解那种学问的意义。所以读书的第二件事，是要分别书籍的缓急轻重，知道那几部书是必须细读的，那几部书是只要翻翻的，那几部书是只要放在架子上不必动，等到我们用得着它的时候才去查考的。要懂得这个法子，只有多看书目，研究一点目录学。

　　我们读书，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识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所以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换句话说，就是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以分出它那一句话是对的，那一句话是错的，那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另外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这样的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养成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这一门学问自然有驾驭应用的才干了。所以我们读书的第三件事，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宋朝的陆象山说：“《六经》皆我注脚”，就是这个意思。

　　再有两件事情，也是应当注意的。其一，是不可由成见。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作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作旁门小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抑遏而不得发达，并且为了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又以为惟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才是有用之学，其余都是无关紧要的装饰品，这个见解也是错的。学问的范围何等样大，凡是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值得研究的，就是我们人类再研究一万年也还是研究不尽。至于应用范围却何等样小，它是跟着我们所需要而走的。昨天需要的东西，今天不要了，就丢了。今天需要的东西，明天不要了，也就丢了。若是为了应用的缘故，一意在应用上着力，把大范围的学问忘了，等到时势一变，需要不同，我们岂不是空剩了两只手呢！所以我们不能一味拿有用无用的标准来判定学问的好坏；就是没有用的学问，只要我们有研究的兴趣，也是可以研究下去的。

　　其二，是应该多求常识。无论那种学问，都不是独立的，它的关联的地方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研究一种学问，一定要对于别种学问有些常识，使得逢到关联的地方可以提出问题，请求这方面的专家解决，或者把这些材料送给这方面的专家。以前有人说过，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于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于其他各科用的。我们要对于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于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这并不是贪多务博，只因为一种学问是不能独立的缘故。

　　“学术饥荒”，是现在流行的一个口语。我们现在固然因生计的困难，不得专心于学术，但工作的闲暇总是有的。我们只要肯做，只要肯一点一点的积起来，便不怕做不成。我们既知道学术的现状是饥荒，正应该竭力救济才是，那里可以任它饥荒呢。

　　举一个饥荒的例。譬如“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这都是现在的口号。但是帝国主义怎样，不平等条约怎样，知道的人就很少。至于如何可以去打倒它，如何可以去取消它，研究这些问题的人又更少了。单有这样的热心，单有这样的口号，是不行的。我们总当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大家想一想应付的方法。倘使不然，就容易闹出许多不幸的事情来，像庚子年的义和团一样。

　　我希望这次的演讲能够发生些实际的效果，各人结合日常往来的朋友，成一个读书会，或成一个小图书馆，各就自己性之所近，搜集许多图书，放在会里。这一来可以给会员看，二来也可以给外面人看，三则便可以做一个研究问题的机关。如果一个月能买十部书，一年就有一百二十部，十年就有一千二百部，已是一个像样的图书馆，我们需要的常识也够了。就是报纸，也可以钉了本子，保存起来，使得对于时事有兴趣的人可作分类的研究。例如甲管内政方面，乙管外交方面，丙管军事方面，丁管商业方面，戊管教育方面。能够这样做去，我们看书看报就不是白看的了，我们日常所消耗的生活力也不是白白消耗的了。

　　祝诸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