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世纪的非凡人生
——记天津民进创始人黄钰生
黄钰生,字子坚,著名教育家、图书馆学家。1898年4月15日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仙桃镇。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1904年在家乡入私塾接受封建式教育。1909年十一岁时,随长兄去保定求学。1912年春,十四岁的黄钰生考入南开中学,从此与南开结下不解之缘。四年中学生活使聪敏好学而又勤奋的黄钰生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学业成绩很快名列前茅,1916年秋,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学校。1919年黄钰生抱着教育救国的愿望,官费赴美留学。1925年结束异国求学之路,旋即应张伯苓校长之邀,就任天津南开大学哲教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黄钰生等人被迫南下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转入昆明成立西南联大。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钰生重返南开大学,被委任为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又挑起了复校建校工作的重担。1952年调至天津图书馆任馆长。1986年退居二线,任名誉馆长。
黄钰生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党组成员,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进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进天津市委员会名誉主委,天津联合业余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天津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理事长,天津心理学会理事长,天津情报学会名誉理事长,天津南开大学校友会总会理事长等多种职务。天津解放之初,黄钰生曾经犹豫、彷徨过,但在党的教育下,很快就开始追求进步。1953年开始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委员,并在大会中发言。他引用托尔斯泰名著的标题“苦难的历程”来说明自己转向并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过程。通过在政协的学习,他懂得了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协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应起的作用,并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全国政协和天津政协的组织下,黄钰生到过鄂、湘、川、赣、晋、陕、内蒙古、闽等地参观、调查,获益颇多。多年来,他还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1983年3月,他85岁高龄时,率北大、清华、浙大、燕京、西南联大和南开大学的校友共同创办了天津联合业余大学,并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老圃殷勤灌百花”的精神,为天津联合大学的创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56年,黄钰生参加了以文教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被尊称为天津民进五位元老之一。通过参加民进的政治学习和会务工作的实践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共事中,他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他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识到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应该是共产党的助手,在反映现实情况和沟通意见上,应该是党的诤友;民主党派还应该在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做好联系工作,使之互相支援、促进。他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为加强我市民进组织的建设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他从事民进工作三十四年来,特别是作为民进天津市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56年加入民进,旋任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1983年被选任民进中央委员,1988年改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作风谦虚、诚恳、朴实,平易近人,谈话风趣而又深含哲理使人信服,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经常用自己亲身经历了“四个朝代”“四面旗帜”的对比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与必然;他经常以个人的思想转变和亲身感受现身说法,帮助团结会员共同进步,深受广大会员的爱戴。他一直主持民进天津市委员会领导层的中心学习组的学习,带头敞思想、亮观点,使学习组成员颇受教益。他始终关心会员的政治进步,他对老年会员经常以“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来勉励,对青年会员经常以“学然后知不足”来鼓励,大家都感到亲切,感到受教育。就在他因年高退出领导班子担任名誉主委时,还谆谆告诫会员:“‘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愿和全体会员一道,遵循这条真理去努力实践。”
改革开放以后,这位桃李满天下的老人,还充分利用在海内外的关系和影响,做了不少统战工作,曾热情接待港、澳、台和欧美的朋友,并撰写对台宣传稿件,担任天津市海外联谊顾问。作为民进会员、知名学者出国讲学、探亲,鼓励亲朋好友们多做有益于统一祖国大业的工作。数次进行对台广播,为振兴中华、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四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