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生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结识了与自己同岁的周恩来，两人很熟悉，后来周恩来留学日本时致函冯文潜，信中还问及黄子坚到哪儿去了，学何专业？黄先生自述：自己有一个“红色晚年”，实出自周总理的引导。他常常向人谈起自己一生经过三次国体变革、四次国旗变更的经历。他认为：国与爱国这两个词的含义，在三个时期有共同之处，也有三者截然不同之处。他说：我爱锦绣河山、富含宝藏的国土；爱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爱光辉、灿烂、悠久的文化。对于斯土、斯民、斯文化的爱，是三个时期共同的爱国主义。但是，我不大爱大清国，不爱龙旗，虽然我留过小辫，当过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子民。以孙中山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以蒋介石为末任总统的中华民国的五色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我爱过，但是我现在不爱它们了。为什么我不爱这两个国体的国旗呢？因为它们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世界民族面前，抬不起头来。我现在爱，而且热爱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五星红旗。我为什么爱这个国家和这面国旗呢？因为她们使我在世界民族面前，昂首阔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我在旧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新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旧中国和新中国，土地还是地球上的那同一块土地，民族还是由五十几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一个贫穷落后、四分五裂、受人欺侮、大多数人饥寒交迫的旧中国，经过短短的三十多年，就变成一个繁荣昌盛、团结统一、受人尊敬、全国人民丰衣足食的新中国呢？只有一个答案：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好。我观察了三十多年，不到半个世纪，我现在下结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今后，我们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黄钰生曾说，从满清封建王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历尽沧桑，饱尝艰辛，只有到了老年才找到了归宿。他认为，自从1974年他76岁时受到周总理的赞许和鼓励以来，便开始进入红色晚年。此后，他多次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更加兢兢业业地为政协，为民主党派，为教育事业，为图书馆事业工作。他那种认真负责，孜孜不倦的工作之风，越来越多地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1986年88岁时退居二线，改任天津图书馆名誉馆长后，他仍关心着选书和培养人才的工作。

　　1985年12月，87岁高龄的黄钰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此时此刻，他的精神格外兴奋，表示要以有限的时间，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句诗情调消极、颓废、悲观。他赞扬宋人韩琦的“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的诗句。黄老这种老当益壮、为党为人民不知疲倦、勤勤恳恳的奉献精神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

　　1986年12月27日，南开大学为他举行了座谈会，宣布“国家教委撤消了1952年给予黄钰生撤消南开大学秘书长及天津津沽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职务的处分的决定”。从此，老人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包袱得以真正彻底解除，这使黄老深受感动。他说：“这又一次说明了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的”。

　　黄老是通过长期学习和社会实践来认识并接受马列主义、实现思想转变的。当然，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他的转变有着深厚的内在基础。在南开中学，他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以及为公众服务的良好锻炼；在五四运动中，他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他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修养，又从西方文化中广泛汲取了营养。他养成一种凡事要问个为什么的科学态度和表里如一的坦率作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他忠于职守，公而忘私，凡事认真负责，不辞繁琐，力求创新。他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是鞠躬尽瘁、为国辛劳的一生，是呕心沥血、献身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一生。他以自己的赤诚和辛勤的汗水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从1978年至1981年连续四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

　　黄钰生先生作为文教界的耆宿，其阅世之长、经历之丰富，盖属鲜见。以九十二岁高龄辞世，也可谓寿尽天年了。黄钰生为人随和平易、风趣幽默、随遇而安，虽历经多重风雨磨难，但仍能近乎“人瑞”,这恐怕与其性格不无关系。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持真理、追求进步、严以责已、宽以待人、不计名利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以及治学严谨、提携后学、诲人不倦的治学风范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民进天津市委会研究室孙红磊整理。